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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大发现四（第1页）

卷一:发现了《周易》文本

:今天我们传承下来的《周易》文本（即今本《周易》、或称卦爻格式《周易》），是个被篡改过的文本

第三节:今本《周易》的定型时间

通过对今本《周易》最早的几种版本来看，截止目前发现的今本《周易》最早的版本，是上海博物馆收购竹简上抄写的今本《周易》。也已知所发现这一版本的标本，经鉴定距今时间为2257±65年。研究者认为标本的时间为战国晚期（严格的说竹简标本上下限应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不过上博藏抄写今本《周易》的竹简，不是挖掘品，而是在香港古玩市场上出现后被上博购回的。此竹简目前还不知是如何流转到香港，又是何时何处出土，这都是个谜。所以，楚竹书《周易》的出现，也就引起一些人的怀疑，怀疑“竹书《周易》”是现代人造假的东西。竹书《周易》也就失去了证据的力度。

退一步讲，上博藏竹书《周易》为真，上博藏竹书《周易》标本时间也早不了帛书《周易》多少年。即从时间和内容上来说，都不足以对“易学”产生多大影响。至于上海博物馆一些研究其所藏竹书《周易》的专家学者认为的:“在"易学"研究中有所谓“九·六”的争论，有的人认为“九·六”之名是汉代的人加上去的，先秦时《周易》没有“九·六”。楚竹书《周易》的问世，真相大白，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楚竹书《周易》的爻题有阴阳，以六表示阴爻，以九表示阳爻，每卦有六爻，自下而上为序。楚竹书《周易》的问世，证明了“九·六”这个名称在先秦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竹简的标本时期并不能证明战国晚期至前就是这种文本的《周易》。

对于今本《周易》里的“九·六”数字爻题，不是《周易》一书里的原创内容，是后来何时添加进《周易》一书里这一问题，当今“易学”界里已有说法。

对于爻题出现的年代，李镜池先生说：“六十四卦中每一卦画都有六行，每一行叫一爻。每一爻没有名称说起来也很不便。所以大概到了汉朝人编《易传》时，就根据每一爻的位置、性质，安上个‘初九’、‘六四’之类的称呼。”wΑp

（李镜池周易通义中华书局1981版第6页《前言》）

虽李镜池先生的这种说法很有见地，可对“六·九”爻题的《周易》之前又是个什么格式并没有说法。

根据朱渊清的《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一文的介绍，已知上博藏竹书《周易》标本是在1998年做的鉴定。标本距今的时间是2257±65年，即距今已有2257年。但在2257年这个数字上，又给出了±65年的上下幅度。也就是说在2257年这个基数上可以再加65年或减去65年。那么，就出现了“2322年”与“2192年”这两个距今时间，也就推算出写在竹简上的数字爻题《周易》的上下年限了。

那么，根据上博藏竹书《周易》的标本鉴定时间来看，也就知道了，以“九·六”数字作爻题加入《周易》一书里的时间，是上至战国后期，下至西汉初期。若以2257年为准，也从1998年起向前推算，推算到公元前259年。那么，距今2257年的时代，就是战国末期了。这只是从竹书《周易》标本鉴定时间这一个方面来推断。

以上我们只是以上博藏竹书《周易》标本鉴定时间来看“九·六”爻题的《周易》文本，是何时书写在那些竹简上的。知道了书写在竹简上的以“九·六”为爻题的这种结构形式的《周易》文本，也就知道了今本《周易》定型的大致上限。不过这只是对今本《周易》文本定型时间的一个方面上的参考，还不足以证明今本《周易》定型的时间。如，是否在春秋时期，还春秋以前的西周时期也就有了这种以“九·六”爻题的《周易》文本么？显然，上博藏竹书《周易》是无法证明的。虽然，目前从地下考古资料来看，还没有比上博藏竹书《周易》更早的材料出现，来证明上博藏竹书《周易》距今时间之前就是这种以“九·六”为爻题的《周易》文本。但从地上传世文献的相关材料来看，战国晚期之前流传的却不是以“九·六”为爻题的《周易》文本。下面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就以地上的相关材料对此作出论证。

我们先从先秦时期的传世文献里来看，是否有引用过以“九·六”为爻题的《周易》文本。若按先秦时期里成书最早的书籍，并且又引用过《周易》里的句子，当属《论语》了。

《论语》一书里有一处引用《周易·恒》里的句子用于说明事理。“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这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与今本《周易·恒》卦“九三”爻辞是一样的。但在《论语》里引用时，既不点明出处，又不称《易》曰，更不反映“九三”这种爻称。为何孔子引用《周易》里的句子，而不点明出处呢？这恐怕是孔子的门生们抵触《周易》一书有关，认为《周易》被史巫用于过卜筮，所以，编篡《论语》时，将孔子引用《周易》里的句子，而不点明出处。

孔子晚年好《易》（指《周易》），就引起学生子贡的怀疑，形成了孔子与其学生子贡对《周易》一书性质看法的一场辩论。这事被反映在帛书《易传·要》文中。虽然《论语》里引用了《周易》里的句子，可既不点明出处，也不反映所引用《周易》时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形式。

《论语》之后的《墨子》、《孟子》、《庄子》，这些战国后期的书籍里，均无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显然，百家争鸣时期里的诸子们是排击巫术的。因《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左传》里记载）曾被史巫用于过卜筮，所以战国时期的诸子们也就把《周易》看成了巫术之书。而到了战国晚期一些书籍里引用《周易》里的句子用于直接说理，而一些书籍已然把《周易》排除与书籍之外。如《老子》、《韩非子》里均不引用《周易》里的句子。而《荀子》与《吕氏春秋》里已有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是作为同《诗》、《书》的书籍那样看待而引用。但引用时不称《周易》，而称《易》。如《荀子·非相篇》“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这里引用的句子，是与今本《周易》“坤”卦“六四”爻辞相同。但《荀子》里引用时并未说“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这是省略了“六四”呢？还是这时的《周易》并没有改造成“九·六”爻题的结构形式呢？

《荀子·大略篇》也有一处涉及到《周易》及篇名称：“《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这称“易之咸”里的说法，却不是《咸》里的内容，即今本《周易》“咸”卦里没有这种卦爻辞。而这种说法类似于《彖传》解释《咸》文的文句。如“《彖》：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那么，《荀子·大略篇》里的“易之咸”文，是引用《彖》文吗？但为何不说《易》之《彖》，而说《易》之《咸》呢？，这显然是不合常规。这里不能认为是引用《彖》文，而是对《咸》文的解释。虽然《大略篇》是荀子门徒所编，这应是弟子记述荀子对《咸》的解释。这“易之咸”里的说法，应属于“易学”，即属于《易传》外的先秦“易学”。不过这“易之咸”里的说法，也不能说明荀子时期的《周易》是何种结构形式的文本。

《吕氏春秋》一书里共有三处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句子。

《务本篇》“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

《慎大篇》“易曰：愬愬，履虎尾，终吉。”

《召类》“易曰：涣其群，元吉。”

“复自道，何其咎，吉”与今本《周易》“小畜”卦“初九”里的爻辞一样。但《吕氏春秋》引用时不言“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愬愬，履虎尾，终吉”与今本《周易》“履”卦“九四”爻辞相同。不过今本《周易》“履”卦这一爻辞是“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两者语序稍有不同。

“涣其群，元吉”与今本《周易》“涣”卦中第四爻辞的前半句内容相同。今本《周易》“涣”卦第四爻辞是“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吕氏春秋》一书里所引用《周易》里的句子在于阐明事理。但并不反映“九·六”爻题。即引用时并没有带“初九”、“九四”、“六四”这种爻称。难道《吕氏春秋》所依据的《周易》文本还没有改造成“九·六”爻题的《周易》文本么？

《礼记》里也有不少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句子，如同引用《诗》、《书》那样，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如《坊记》里的引用《周易》的句子：

“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易曰：‘不家食，吉’。”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如《缁衣》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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