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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第2页）

目前文艺创作远落后于我们的人民的伟大斗争和国家建设的严重现象，其根源就是相当多的文艺工作者相当长时间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从去年北京发动文艺整风以来，这种状况已开始有了好的改变。

文艺的落后现象，主要还不在作品的量的方面，而是在质的方面。文艺表现新的人物、新的生活不够有力；反映人民生活的方面不够宽广；作品缺少应有的感动人、鼓舞人的力量。这就是说，创作上严重地存在着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这是一种有害的反现实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如果不加以反对和纠正的话，就会大大地妨碍文艺事业的前进和发展。我们批判了在表现群众的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上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来的或者甚至从封建思想而来的各种明显的歪曲，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还必须继续这种批判的工作。但是我们却容忍了一种最普遍大量存在的，而且似乎是“合法”的歪曲——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概念化的作品把人民生活中本来非常丰富的、生动活泼的、新鲜的事物写成单调的、乏味的、千篇一律的公式；把本来是有血有肉的，有思想、有性格的，在一定环境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人写成没有血肉的，无性格、无思想的，完全任凭作者任意摆布的，像木偶似的人物；把本来是复杂的、严重的政治斗争写成简单的儿戏。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很大的歪曲吗？这样的歪曲难道是可以容许的吗？

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所以能够“合法”存在，没有受到批评，有时甚至受到鼓励，主要原因就是文艺工作者以及一些文艺工作的领导者错误地了解了文艺服从政治的正确关系和真正意义。我们的文艺必须服从政治，必须以党和政府的政策作为指针，这是确定不移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艺术既然服从阶级，服从党，当然就要服从阶级与党的政治要求，服从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离开了这个，就离开了群众的根本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反对文艺脱离政治的倾向，这实际上就是使文艺服从资产阶级政治利益的倾向。但是我们也要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反对在服从政治任务这个借口之下一任这种作品的制造和泛滥，因为这样的作品，是不能够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真正目的的。毛泽东同志说：“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与伟大的影响于政治。”而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是不能发生这种影响的。

究竟什么是一篇文艺作品所能够和应当完成的政治任务呢？文艺的任务是真实地深刻地描写生活，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创造各种人物，显示前进人物的力量。只有真实的、生动的人物才能吸引读者观众，打动人们的心灵，使他们接受作品中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正确地指出：“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参加到实际生活的一切方面去，深刻地去观察、体验和研究人民的生活。正如列宁所说的，政治是开始在千百万群众所在的地方。离开了群众，还能有什么严重的政治和政策呢？离开了群众生活、群众的阶级斗争的真实描写，还能表现得出什么真正的政治和政策呢？概念化、公式化的作者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他们的创作总是从抽象的政治概念出发，而不从实际的人民生活出发。他们不注意人民生活的各方面，特别是不注意工农兵群众生活中的日常事务；在这些日常生活中正产生着人民的新的相互关系、新的情感和品质。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到工人、农民、士兵群众中去的时候不注意去在一切方面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实际困难，在文化生活上帮助他们提高，而是一伸手就想向他们要东西，找“创作材料”，他们实际上是把自己个人创作的利益看得比群众的利益要高得多，因此他们就不可能在群众中间交上知心朋友，就听不到他们的知心话，这样，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把政策思想的正确传达和群众日常生活的真实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也就永远不可能表现出真实的新的人物的性格。我们的文艺应当培养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新的品质；培养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热爱、高度的劳动热忱、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远大而高尚的理想。在我们的劳动人民身上，在前线的战斗英雄和工业、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劳动英雄身上，在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身上，我们已经看见这种新的品质了。我们的文艺应当表现这些新的人物的新的品质，以作为全体人民的表率。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人的标准：一个人只要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如果真实地、生动地写出了这样的人物，就能对人们起共产主义教育的作用，也就是最好地完成了政治任务。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家不注意写人物，对于他们，人物仅仅是为了解说某项具体政策的需要而存在的，这样，艺术就变成了简单的化装讲演，作品就变成了政策的简单的图解或者甚至政治概念的游戏了。

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在处理历史题材的时候，就表现为反历史主义的倾向。我们的历史人物中，曾有不少反抗内外压迫者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只要真实地表现出了他们的反抗、他们的谋略和勇敢，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的信仰的忠诚，就自然会激发起我们对于旧制度的仇恨，和对人类更美好未来的信心。反历史主义的作者却硬要将古代人物的行动写成合乎现代思想的水平和政策的标准，以便我们去向他们学习政策。这种反历史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是和对文艺服从政治的庸俗的狭隘的了解有关系的。

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就这样地歪曲了文艺和政治的正确关系，因而也就妨碍了文艺和广大群众的真正的结合。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方面分析了艺术和政治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另一方面却要求两者的统一。他说：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内容有害的艺术品，也反对只讲内容不讲形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目前文艺工作上仍然应当进行这两条战线的斗争，这就是，一方面反对文艺脱离政治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

人民要求既有充实政治内容，又有适当艺术形式的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作品。这样的作品的形式又必须是大众化的。我们的文艺必须采取群众所喜爱的、便于群众接受的形式。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里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一九四○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又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做了最正确、最科学的规定，这是毛泽东同志文艺学说中最有创造性的部分之一。文艺既然第一是为工农兵的，普及的文艺就应当放在第一等重要的地位。文艺如果不采取群众所喜爱的、便于群众接受的形式，就不可能普及到群众中去，同时自然也就不可能达到文艺的真正提高。每个民族的文艺都应当有表现自己民族特点的民族形式，何况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有五亿人口的、有大约四千年的悠久文化历史的伟大民族，它的文艺是必须具备自己的民族特有的形式的。因此，我们的文艺的大众化和民族化，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十年以来，我们遵循了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指示，开始认真地研究人民的语言，研究民间文艺，就在这个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开始创造出了一些真正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这些作品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形式问题上，语言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大众化”作了最正确最科学的定义：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绪应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接着他又指出：“要打成一片，应从学习群众的语言开始。”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的有名讲演中特别说明了学习人民语言的重要。他对那些“洋八股、洋教条”的先生，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那些写起文章来，句法有长到四五十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鲁迅所说的“谁也看不懂的形容词之类”的作家们给予了多么锋利的无情的批评呵！“洋八股、洋教条”的恶劣倾向在目前文艺工作上还是严重存在的，其主要表现是盲目地崇拜西洋资产阶级艺术，轻视自己民族的艺术传统，轻视民间文艺。这种“洋八股、洋教条”的倾向又是常常和上面所说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结合的，这就使得我们的许多作品既内容空虚，又语言无味，给我们的艺术带来了最破坏、最有害的结果。另外则有些文艺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不适当地任意地采用方言、土语，对人民语言不做加工和提炼的工作，在语言上不下苦功，有些通俗化的文艺作家满足于沿用封建旧文艺中的陈词滥调，而不去努力汲取新鲜活泼的人民语言，也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强调提出为保护我们民族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文艺家应当站在这个斗争的前列，他们的作品中的语言应当成为国民语言的模范。

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遗产是极端丰富的。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丰富以及如何整理、继承并批判地发展这些遗产的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中国民族艺术的遗产和传统，很多至今还活在广大人民中间，它还有极大的强烈的生命力，人民又不断地以自己的新的创作去补充和丰富它们；其中，地方戏曲和民歌，特别值得我们的重视。我们的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喜爱它们。他们之所以喜爱这些艺术，并不只是因为这些形式为他们所熟悉，而且也因为在这些人民的艺术创作中常常突破了封建统治思想的束缚而曲折地表现出了人民的思想、情感和愿望。中国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由于它们阶级的限制，都没有能够充分地正确地来运用和发展这些民间艺术；相反地，把它们歪曲和庸俗化，排斥和轻视它们。因此，这些丰富的民间艺术，就长期地处在被轻视的、被糟踏的，因而得不到发展的可怜的地位。我们必须认真地有计划地来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些广泛地散在民间的艺术遗产和民间艺人的创作，并在新的基础上把它们加以改造和提高。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轻视民族艺术传统的错误倾向，反对对待艺术遗产的粗暴态度；同时也要反对不肯革新、不求进步的保守主义的倾向。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上，特别指出了文艺专门家和做普及工作的同志之间建立正确关系的必要。他再三叫我们重视工农兵的萌芽状态的文艺，重视群众的墙报，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群众的歌唱。当时因为我们还处在农村革命根据地，所以毛泽东同志主要地讲了军队和农村。现在工厂的工人群众文艺有了迅速地蓬勃地发展，应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一切真正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家都应当注意工人的文艺，在城市群众文艺工作上，更应当坚决地实行第一为工人服务的原则。

今天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我们文艺工作者应当：

继续改造思想，继续对文艺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

克服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为掌握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方法而斗争。

克服文艺上的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洋八股、洋教条”的倾向，为进一步发展文艺上的民族形式而斗争。

让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刻苦地钻研业务，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向而奋斗吧！

（195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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