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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1页）

因此，进入中期之后的乾隆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高压化。对民间宗教和结社，乾隆打击起来更是不遗余力。乾隆说：&ldo;左道惑人，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必当严绝根株。&rdo;（《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说：&ldo;务须加意查办，杜绝根株。嗣后凡有干涉烧香聚匪之处，俱当留心查察，一有访闻，即行擒捕，不可稍有怠忽。&rdo;乾隆朝以前，清代统治者对于民间宗教首领和帮会首领也采取严厉打击政策，不过仅限于处以监禁之刑。乾隆却一改前例，查出即处死。

乾隆朝的文字狱就是在乾隆对社会底层控制由松转紧，对底层民众态度由宽转严的背景下发生的。表面上看，乾隆朝的文字狱多数看起来荒诞不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字狱放到一起进行分析，背后的脉络隐然可见。

乾隆朝文字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打击重心在社会底层。中国历代文字狱，都以士大夫阶层为打击对象。据郭成康、林铁钧之《清朝文字狱》一书统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三十起，其中涉及官绅、名士者至少二十起，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间触犯文网者，则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及稍解文义的平民。在约一百三十起文字狱中，低级知识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监生、武生等，占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多起，二者合计，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这些人的职业五花八门，其中有裱背老板、酒店老板、当铺老板三人，童生四人，教书先生四人，江湖郎中一人，菜农一人，帮工两人，轿夫一人，算命先生三人，裁缝一人，无业游民一人，和尚五人，职业不清者二十二人，又各种职业的疯汉十八人。这一现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字狱从未发生过的，这就打破了士大夫阶层&ldo;垄断&rdo;文字狱&ldo;专利&rdo;的局面。

这些乡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识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狱，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人不安分，&ldo;出位妄言&rdo;，妄议国家大政；二是涉嫌传播有民间宗教内容的&ldo;邪书&rdo;&ldo;图谱&rdo;，被怀疑有秘密传教和结社的背景；三是自称&ldo;托梦&rdo;&ldo;天命&rdo;&ldo;下凡&rdo;等，举止荒唐，&ldo;妖言惑众&rdo;。

乾隆对历朝农民起义的规律深有研究。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是&ldo;失意文人&rdo;。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注意地方上的&ldo;失意文人&rdo;作乱。

乾隆认为，读书人大多功名心极盛，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荣华富贵。一旦科举不顺，腾达无望，也不会甘于埋头做农民，而一定要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最容易起不轨之心。而这些人又粗识文字，头脑灵活，因此是大清王朝最危险的潜在敌人之一。事实上，在乾隆朝前期几起起义中，&ldo;失意文人&rdo;的身影确乎不时隐显其间。马朝柱本人就识文断字，似乎算得上是&ldo;失意文人&rdo;。福建蔡荣祖反清案中，蔡荣祖本身是一名秀才，与他共同起事的冯珩则是道士。王伦起义中的军师范伟也是个底层文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另一起莫名其妙的大案&ldo;割辫案&rdo;。乾隆即提醒地方官员，追查案源时最可注意的是&ldo;士子内屡试不第自负才高学广而不得志者&rdo;。

乾隆蓄意痛惩这些&ldo;满怀好心&rdo;的献策献词者，无疑是为了&ldo;以昭炯戒&rdo;，杀一儆百，消灭他们的&ldo;不安分&rdo;之心。皇帝治国的理想是&ldo;总一海内，整齐万民&rdo;，使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纪律化之下。他认为，政治是肉食者谋的事。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晋升途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进学，此外任何一种钻营都是不正当的。

对于没有任何政治企图的献词者，比如为了爱情而献书的冯起炎，他可以放一条生路。而对&ldo;妄议国政&rdo;，事干政治者，他绝不放过，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通过这些惨案，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

乾隆朝另外许多文字狱，其实是与打击民间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历来是农民起义的温床。自汉代以后，几乎所有大的农民起义，都有着民间宗教的背景。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以&ldo;五斗米教&rdo;聚敛人心。方腊起义，借的是明教的招牌。元末彭莹玉起兵，以&ldo;白莲教&rdo;为旗帜。而马朝柱案件也典型地具备民间秘密结社的特征。

自马案以后，乾隆对于那些有任何民间宗教及结社嫌疑的文字，都十分警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阜宁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ldo;妖书&rdo;一本，名叫《古圣遗书》，内中不过是刘伯温推背图，预测天下运数等，原是民间常见之物。乾隆得知后，神经紧张，小题大做，批示道：&ldo;甚可恶！非寻常劝人吃斋之可比，当尽法穷究。&rdo;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山西一个算命的游民席守业在外地游荡时，被搜出身携一纸，所写内容据说是湖北武当山上，一场大雨之后，冲出的一块石碑上的文字，也是预测未来吉凶，说将有刀兵临世。皇帝对此事的批复是：&ldo;此等荒诞不经之事，流播民间，惑人听闻，自当严切查拿，务得造作为首之人，重加惩治。&rdo;

这些案件，历来被归为&ldo;文字狱&rdo;档，实际上这只是乾隆为防范民间宗教及结社而采取的恐怖手段，与传统文字狱性质截然不同。

乾隆朝此类&ldo;文字狱&rdo;，大多是无中生有，小题大做，除了反映统治者的&ldo;杯弓蛇影&rdo;外，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瞎猫有时也能碰到死耗子，乾隆通过大撒文字之网，居然还真侦破过一起货真价实的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山东小长治村李孟炳等人携带&ldo;邪书&rdo;，到河南临颍县一带传八卦教，为地方差役查获。地方官随即展开调查，又在临颍县一个教徒家中搜得《训书》一部，内容荒诞不经。河南巡抚将&ldo;经书&rdo;上呈御览。这些地方大吏的&ldo;阶级斗争&rdo;弦远没有乾隆绷得紧，审查数遍，也没看出书中有什么&ldo;悖逆情事&rdo;。倒是乾隆皇帝极为精细，&ldo;经书&rdo;报送上来后，他细细阅读一遍，&ldo;敏锐&rdo;地发现了问题。他发现，书中有一字经过了涂改，把&ldo;胡&rdo;改成了&ldo;明&rdo;：逆书中有&ldo;平明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rdo;之句。朕阅&ldo;平明&rdo;之&ldo;明&rdo;左旁日字有补改痕迹，细查笔法，系&ldo;胡&rdo;字迁就改易而成，其为大逆显然。

乾隆皇帝平时深文周纳，而这一次他确实抓到了一点真东西。地方官员又查获其他经书，证明乾隆的推测正确，原文确是&ldo;胡&rdo;字。也就是说这些字句中确实含有反清思想。这就坚定了乾隆把此案办到底的决心。严查之下，终于揭开了八卦教的神秘面纱。

原来，早在康熙初年，一个叫刘佐臣的人在山东创立了八卦教。这个宗教的特点是&ldo;儒教专制化&rdo;。八卦教教主刘佐臣被教徒尊为&ldo;太阳神&rdo;，号&ldo;圣帝老爷&rdo;。徒众每次进餐之前都要向圣帝老爷献饭，口称&ldo;求圣帝老爷慈悲&rdo;，每日磕头三次，每年上供五次。它宣传，宇宙三世分别由李老君、释迦如来佛和孔夫子掌管。孔夫子是掌管最后一世的&ldo;收元祖师&rdo;，是宇宙的最后主宰。他说刘家是孔子转世，所以教内强调分尊卑，明长幼，用儒学纲常为教内纪律服务，要求他们&ldo;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rdo;，愚忠于教首。这个教派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敛钱系统，各地卦长像地主收租一样，定期收取教徒费用，并将所敛钱财送到山东刘家。教主之下，设八个卦长，每个卦长之下设六个爻长，再下是真人、流水、点火、全仕、传仕、麦仕、秋仕等职。谁收的徒多、敛的钱多，封的教职就高，&ldo;管的人多，如同当官一样&rdo;，其原理与传销异曲同工。他们敛钱名目繁多，手段多样。收徒弟要敛钱，作会要敛钱，封某人的教职更要敛钱，教主过生日还要敛钱。他们&ldo;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rdo;，敛钱名目大同小异，如根基钱、扎根钱、跟账钱、种福钱、四季钱、香火钱、进身孝敬钱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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