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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1页）

敢于表达意见、敢于行动的学生在一次两次的申诫记过之后，当然也学会了保护自己;他发觉，这个社会根本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气或正义感。

我们的大学生是不会&ot;闹事&ot;的一群。在考试、舞会、郊游的世界中，没有什么值得&ot;闹事&ot;的题材。在是非善恶都已经由父母师长孔子孟子下了结论的世界中，没有什么难题值得重新省思、费心判断。在明哲保身、少做少错的环境中，更没有什么&ot;闹事&ot;的余地。我们的大学生天真、单纯、安分、听话。

可是，如果&ot;闹事&ot;也可以解释为&ot;以行动来改变现状&ot;的话，我们这不会闹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忧虑了。四年一过，他就成为社会中坚‐‐一个不懂得关心社会，不会判别是非，不敢行动的社会中坚!公车应不应涨价?不清楚。路边水管爆破了，不是我的事。公营机构亏了多少纳税人的钱?不知道。核电厂会不会贻害万年?不知道。上司舞弊应不应告发?不知道。台湾往哪里去?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一个满足现状的民族不可能进步，但是要对现状不满，一个人必须先有所关心，用心观察，观察之后作判断，判断之后付诸行动。关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一份爱，但是空有感情无济于事，它必须有冷静的理性的支持‐‐判断与行动需要坚强的理性。

台湾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已经有许多人在关心、判断之后开始了行动。最好的例子是消费者基金会的推动者，他们已经&ot;闹&ot;了不少事。台湾需要闹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以妇女问题来说，我们现有的妇女组织还停留在献花、慰问、穿漂亮的衣服开慈善晚会与孤儿拥抱的阶段。在同样的社会版里，我们读到七岁的男孩被母亲活活烫死、十岁的女孩被卖到妓女户、十三岁的女儿被养父强暴而怀孕、三十岁的妻子被丈夫打断肋骨‐‐我们天真可爱的校园美女觉得将来没事可关心、可&ot;闹&ot;吗?

又是一个学期的开始，让我们想想从哪里做起吧!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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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台湾人，我不悲哀‐‐给李登辉先生的公开信

我是台湾人，我不悲哀‐‐给李登辉先生的公开信

登辉先生：

想和您谈谈&ot;生为台湾人的悲哀&ot;。

虽然在外国生活了许多年，但我生性懒散，到现在还没去申请过任何外国身份。进进出出只有那么一本护照，出入境手续照办，所得税照缴。也就是说，和您谈谈国事的公民资格是有的。

您和司马辽太郎对谈的几个重点，我没有异议。

令我不安的，是您浓厚的悲情意识和不自觉的亲日情绪。

本省人的悲情意识其来有自。任何涉猎了一点台湾历史的人都可以理解&ot;生为台湾人的悲哀&ot;;1895年，台湾&ot;本岛人&ot;相对于殖民者&ot;内地人&ot;成为次等国民，1945年之后，台湾&ot;本省人&ot;相对于&ot;外省人&ot;再度成为次等国民，历史对台湾人是相当残酷的。受压迫而激起的悲情意识形成一种凝聚力，团结了受苦的人们向强权挑战，最后形成新的势力‐‐这样一个历史发展，我们在波兰、捷克、今天的南非和巴勒斯坦，还有台湾，都亲眼目睹了。

当新势力兴起时，悲情意识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团结工会要面临经济萧条的问题、哈维尔总统要处理国家的分裂、阿拉法特得设法保证他自己的警察不成为新的暴力、曼德拉要在种族和谐与经济稳定之间走钢索‐‐台湾?台湾还在讲&ot;生为台湾人的悲哀&ot;!

老是踩着自己昨日的影子，作为明日追逐的对象，这才是真的悲哀呢!

继续沉湎于台湾的悲情意识，您也使我觉得疏离。当您说&ot;生为台湾人的悲哀&ot;的时候，明显的，您指的是历经过荷兰、明郑、清治和日据的台湾人‐‐那么我，1952年在台湾出生的、从小被称为&ot;外省仔&ot;的人，算什么呢?我，还有我那四十年前流离来台的外省父母，是否也属于您心目中的&ot;台湾人&ot;?

我们不需要您的认领，但是，您是我们的&ot;总统&ot;;当您和一个外国人，譬如司马辽太郎，用&ot;台湾人&ot;这个词时，我想我的父母和我都有权利要求您把我们也包括进去。

如果您把我们也包括进去，如果在您的自我认识中，您不仅只代表那百分之八十的&ot;本省人&ot;，您还代表那百分之十九、二十的&ot;外省人&ot;，以简单逻辑推理，您就不会一再强调自己的悲情意识，让《朝日周刊》以&ot;生为台湾人的悲哀&ot;作为访问中华民国总统的大标题!

身为一个外省第二代，对不起，我没有您的悲情意识。我和我父母的痛苦，流离失根的痛苦，是另外一种历史情绪，和您的悲情意识不一样，但同样的真实。一个本省作家，就说叶石涛吧，他可以大谈他的悲情感怀;一个外省作家，就说朱西宁吧，他可以呼喊失根之痛。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这么做，因为叶石涛只代表叶石涛、朱西宁只代表朱西宁。

而您，李登辉，却代表龙应台，代表叶石涛，代表朱西宁，甚至还代表盲眼的莫那能（如果您知道他是谁）;您的自我意识必须比叶石涛和朱西宁都来得广阔，否则，您就只能做同乡会会长，而不是一个&ot;总统&ot;。

历史学家早就指出：受压迫的族群经过悲情意识的凝聚而取得新的权力时，往往面临一个危机，就是悲情意识膨胀所必然带来的自我中心和排他情绪。我们台湾人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避免这个危机?

去年，在美国一个会议上，我听见一位我向来尊重的、为台湾反对运动作过努力的学者说：现在台湾人出头天了!至于在台湾的外省人，他可以决定，要跟我们打拼就留下来，不要的话，他可以走!

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这好比两个妹妹在一个家庭中生长，有一天，婶婶突然对我说：你要跟我合作的话可以留下来，不然你可以走。

她有说这话的权利吗?什么时候开始、透过什么人的决定，这个家突然变成她的了?

历史的讽刺往往是黑色的。日本在1895年取下台湾时，也曾经宣告：愿者留下，不愿者走。

而我们称日本据台为占领，不是吗?

对我说&ot;你可以走&ot;的这位过去的民主斗士，是悲情意识膨胀的一个典型，他觉得悲情意识有一种道德的专利。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登辉先生，台湾的民主有今天小小的成就，固然是&ot;台湾人&ot;打拼的成果，可是，请告诉我，这个&ot;台湾人&ot;包不包括雷震和他的《自由中国》同事?包不包括被关过的李敖和柏杨?雷震、李敖、柏杨、傅正……不去提其他死夜牢狱里没没无名的大陆人，都不属于您口中所念念不忘的&ot;悲哀的台湾人&ot;，可是他们对台湾民主发展的或多或少贡献，有目共睹吧?这些人敢于挑战强权、颠覆统治神话，大致基于一个对自由主义的信仰，和您的悲情意识无关。当我们今天夸夸而谈台湾的民主奇迹时，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那些为台湾民主牺牲过的人，更不应该选择性地忘记某一些人，因为他们不属于某一个族群或者某一个意识形态。否则，我们就是在重复过去的霸权历史，制造新的&ot;悲哀的台湾人&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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