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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厉朝通俗演久序（第1页）

霍松林

毛**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即致电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两部。www.25shu.com”当内战未已、外患方殷、戎马住惚、日理万机之际，犹急于阅读这部巨著，充分说明它能够发挥巨大的历史借鉴作用。时过半个多世纪，改革开放，百废俱兴，人们依然需要阅读它。三秦出版社的朋友们有鉴于此，决定据会文堂原版整理重印，这的确是读书界的大喜事，值得欢迎。

我国历史悠久，历史著作浩如烟海。仅就其中的“正史”而言，清乾隆时所定的“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和《明史》，共3259卷。再加上《新元史》257卷和《清史稿》536卷，共4052卷。这种代代相衔，自成体系，记载我国从上古至清末几千年历史的皇皇巨著，世界罕有其匹，是巨大的精神财富。然而卷峡浩繁，文义精奥，令非专业的广大读者望洋兴叹。因此，民间艺人和文人中的有识之士，早就注意作通俗化、趣味化的工作。《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晚清以来，列强入侵，国势陵夷，爱国志士们从各方面谋求救国之道，“小说救国”、“演义救国”的理论和实践，也层出不穷。1897年创刊的《演义白话报》连载《通商原委演义》，共24回，专写鸦片战争历史，后来出单行本，题为《婴粟花》。1912年上海书局印行自由生著的《新汉演义》，共40回，写辛亥革命史。

同一年，广益书局刊行雪巷著的《神州光复志演义》，共120回，写明亡至民国成立的历史。《太平天国演义》、《洪秀全演义》等也纷纷间世。著名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沃尧（1866-1910）更“发大誓愿编撰历史小说”（《历史小说总序》），可惜他只写了半部《西晋演义》就搁笔了。而真正完成规模宏大的历史小说《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创作的，则是比吴沃尧晚生11年的蔡东藩。

蔡东藩（1877-1945），名邱，字椿寿，笔名东帆。是一位诗人、教育家、编辑、历史学家、演义作家与医生，浙江萧山县临浦镇戴家桥人。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七岁时以优贡生朝考入选，调遣江西省以知县候补，因看不惯官场恶习，称病归里。辛亥革命前夕，曾一度去福建，不久即归。民国元年，同乡友人邵伯棠把他介绍给上海会文堂书局的主持人汤涤先，参与书局的编辑工作，修改邵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自己另撰《中等新论说文范》，并开始为会文堂撰写《中国历朝通俗演义》。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上起秦始皇，下至192。年，共写了2166年的历史，包括《前汉通俗演义》、《后汉通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宋史通俗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共11部、1040回，约600万字，均由上海会文堂书局陆续印行。其中的《民国通俗演义》共120回，写至1920年。其后书局请许魔父续写40回，写至1924年。许魔父初为小学教员，后来当报社记者，编过杭州《东南日报》副刊。抗战初期，曾写过一本《镜花新缘》讽刺小说间世。

蔡东藩最先撰写的是《清史通俗演义》，1916年9月问世，最后完成的是《后汉通俗演义》，1926年秋季脱稿。在大约11年的时间里完成了11部演义，而每写一部演义，都得搜辑、研读有关的大量史料。前面谈过，光“正史”就有4052卷，但光研读“正史”还远远不够。例如他写《元史通俗演义》，除了根据《元史》，还参考了《元秘史》、《蒙鞋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补证》与国外有关蒙古史的译文。由此可见，蔡东藩为了完成这部普及祖国历史知识的通俗演义，付出了多么艰巨的、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劳动。

蔡东藩写这部历史演义，有明确的宗旨。其宗旨可概括为：普及历史知识，揭示历史经验、教训，“为通俗教育之助”。

《前汉通俗演义序》云：

所有前汉治乱之大凡备载而无遗，而于女祸、外戚之兴衰，尤再三致意，揭示后人。非敢谓有当史学，但以浅近之词，演述故乘，期为通俗教育之助云尔。

《五代史通俗演义序》云：

五代之祸烈炙，而推厥祸胎，实始于唐季之藩镇。病根不除，愈演愈烈，因此有五代史之结果。今则距五季已阅千年，而军阀乘权，争端迭起，纵横裨阖，各戴一尊，几使全国人民涂肝fa脑于武夫之腕下，抑何与五季相似软！况乎纲常凌替，道德沦亡，内治不修，外侮益甚，是又与五季之世有同慨焉者。殷鉴不远，覆辙具存，告往而果能知来，则泯泯葬梦之中国，其或可转祸为福，不致如五季五十余年之忧乱也钦！

哎两晋通俗演义序分云：

不有内证，即有外侮，甚矣哉，有史以来未有若两晋祸乱之烈也！夫内政失修，则内证必起；内让起，则外侮即乘之而入。木朽虫生，墙够蚁入，自古皆然，晋特其较著耳。鄙人愧非论史才，但据历代之事实，编为演义，自南北朝以迄民国，不下十数册，大旨在即古证今，惩恶劝善，而于《两晋演义》之着手，则于内让、外侮之所由始，尤三致意焉。盖今日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内，内让迭起而未艾，吾恐五胡十六国之祸，不特两晋为然，而两晋即今日之前车也。天下宁有蚌鹤相争而不授渔人以利乎?若夫辫忠奸、别贞淫、抉明昧、核是非，则为书中应有之余义，非敢谓上附作者之林，亦聊以寓劝戒之意云尔。

《清史通俗演义序》云：

择其关系最大者编为通俗演义，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

其他几部演义的序，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可以看出：作者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写作意图，表现得十分突出。而通读《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便可验

证他的这种写作意图，是贯彻始终的。

蔡东落的写作宗旨决定了他的写作体例。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在吸取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及范哗《后汉书》史料的同时，还吸取了民间艺人几百年“说三分”的艺术积累（如《三国志平话》），并运用了艺术虚构和夸张，对于三国历史来说，“七实三虚”，是一部故事性极强、又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的文学名著。而蔡东藩的写作宗旨使他不能走罗贯中的创作道路。他在《后汉通俗演义序》中说：

若罗氏所著之《三国志演义》，则脍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评定，而价值益增。然与陈寿《三国志》相勘证，则粉饰者十居五六。寿虽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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