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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准备（第4页）

想到这些，九院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们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尤其是青年人，有的与熟悉的朋友中断了联系，有的因无机会接触女同志而迟迟未能成家……

在生活待遇上，九院也不比其他单位特殊，学术上更没法著书立说名扬海内外。

他们也为此感到苦闷过，也羡慕过那些普通民用专业技术人员的地位。但无论怎样，大家依然愿意过这种“生当隐姓埋名、死亦默默无闻”的生活，依然为此感到光荣和自豪。在睡梦中，他们与昔日的亲人朋友相聚交谈，而当天露晓色时，他们又精神抖擞地走进办公室。掀起氢弹理论研究高潮

在集中攻关前，九院理论部考虑研制一种氢弹――“加强型”，即在原子弹的基础上将其威力加大到氢弹的标准。与此同时，401所也考虑一种氢弹模型，但走的却是与“加强型”不同的另一条道路。

人员汇集后经过交流，发现双方的方案都有道理，但也都只是初步设想。为了保证正式研制出来的氢弹达到一定水平，理论部定下了未来氢弹的重量和威力标准，并让原来的两种设想继续研究下去。

时间一天天过去，讨论还是没有结果，所有人员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5月，本是春光明媚的季节，挫折却接踵而来。先是“加强型”，理论部中一个重要的数据，经过认真计算复查，发现与原设想有很大出入，这样就得将原先的构思方案推倒重来。

就在这个时候，40l所的新模型，也在计算中发现它达不到要求，不能成为氢弹。两种方案均告失败，所有知道这个消息的人，都震惊发怔……

往昔异常活跃的理论部办公室，一时失去了往日的热闹。中年人皱着眉头端坐沉思，最爱说笑的青年人也变得沉默寡言。

院党组通过开会讨论，从新制定了研究方针，所有科研人员决定采取：“回头看”的方法，通过追忆以往碰壁的过程，来重新考虑新设计方案。

通过努力，科学家们发现，尽管两条路都未走通，但对氢弹的基本规律认识却得到深化，适应氢弹设计的基本参数和计算方法都有了新的发现。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能独辟蹊径，大胆创新，很可能就会出现突破。因此，尽管挫折挡道，反而涌现出一批“不取楼兰誓不还”的氢弹迷。

小沈是浙江人，家乡口音很重。他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模型设想，并且断定是如何如何好。虽然一经严格论证，这些设想就被淘汰，但他仍不甘休。人家刚刚否定掉他的一个方案，他又加班加点，熬更守夜拿出另一个方案。

大伙对他不屈不挠的精神给予了评价，并给他起了个外号：沈特勒（特勒，是美国氢弹之父）。

后来，当理论部“山穷水尽”时，人员作了些变动，“沈特勒”被分配到等离子体组。

但这位对氢弹入了迷的小伙子“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顽强地去构思氢弹模型。当别人对此有看法时，他振振有词地回答：“你白天不让我干，我晚上干；晚上不让我干，我总能够躺在床上想吧!”

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尚且如此，担负着领导和组织责任的科学家们的心情就更是这样了。

然而，光靠拼命蛮干是不可能成功的。科学是人们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的过程。它首先要求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其次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分析的方法。彭桓武、邓稼先、于敏等处变不惊，沉着冷静地反思已陷入绝境的两种方案。

如果你走进一条胡同，想穿过去，走到底才发现它是封闭不通的，怎么办?你应该退回到进口处，还是重新选择另一条胡同?能不能在胡同的半道上另有蹊径，当时你走过它时未加注意，或许从这就能达到目的地――我们姑且用这样的比方来说明那时的情景吧。

1965年5月27日上午，聂荣臻召集张爱萍、刘杰、罗舜初、唐延杰等人召开会议，具体研究下一步核试验问题。

会议期间，聂荣臻说：

我国核武器的发展，继去年铁塔上爆炸之后，今年又上了飞机。与中近程地地导弹配套的缩小型原子弹头正在研制，问题不大。

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工作正在进行。现在看来，搞大当量的地下核试验，选场难，工程量大，周期长，使更快的发展氢弹受到限制。这就更清楚地看出，美、英、苏三国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主要是遏制我国的，我们要放开思想，走自己的路，不受其条约的束缚。

为此，下一步核试验规划要作些调整。核试验所必需的一些设备、仪器，如地震仪、微压计、微伦计、气象雷达等，国内尚未过关的，可以从国外买一些，不要“锣齐鼓不齐”。

要考虑一下氢弹试验场有些什么问题，应早作准备。法国为什么准备那么长时间还没有进行氢弹试验？我们应该一切问题要早下手。

氢弹技术的突破，到了最关键的时候，经过一番思索，科学家们选择了第二另辟蹊径的方法，从而在九院再次掀起氢弹原理突破的第二次浪潮。于敏率计算小组奔赴上海

1965年9月，从未出国留学、被人誉为“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率领一批科研人员在上海华东计算所连续奋战了3个多月，他们终于发现了氢弹实现自持聚变反应的关键物理因素和方法。

一天，于敏兴冲冲地找到邓稼先，连声对他说：“有门儿，有门儿！”“门儿在哪？快说！”

“你们原来的那个加强型要用许多炸药来引起热核反应，原理说得通，但难以制造。现在我们如果不用那么多炸药，而是改用别的方法压缩热核材料，就很有可能成功。”

“嗯，对！”邓稼先高兴地拍着老战友的肩说：“那你讲该怎么办？”

“抓紧时间上机计算。能算得出就有希望。”

上机进行模拟计算是必不可少的，但北京当时还没有可以胜任这项计算任务的大型计算机，邓稼先却不气馁，他满怀信心地说：“好，我们立刻联系。”

9月25日，正值北京最好的季节。湛蓝如洗的天空与金碧辉煌的古老建筑交相辉映，枫叶被金风熏得醉红。

天安门城楼修葺一新，大小商店张灯结彩，许多人特地赶到北京游览探亲。

然而，在火车站月台上，十几名身背铺盖、手提网兜的年轻人，簇拥着一位高高前额、头发稀疏、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走向13次特快列车。

他们便是由于敏率领的计算小组，正准备抓住节日的空隙到中国科学院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利用那里的国内较先进的F-50l电子计算机，进行氢弹新方案的理论计算，以期突破理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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