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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全民的智利（第3页）

如今，圣地亚哥看上去和我在1967年认识的那个城市截然不同。这里摩天大楼林立（其中包括南美洲最高的建筑），还建了新的地铁和机场。然而，从平均分配的层面来看，智利的经济表现远未成功。智利的经济不平等问题还是很严重，社会经济流动程度较低，贫富差异依旧如从前，虽然今日的富人不再是过去那些大地主家族，而是商业新贵。不过，智利经济从总体上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就意味着，在智利，尽管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相对差异仍然存在，但穷人的绝对经济状况得到了提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智利人占智利总人口的比例从皮诺切特执政最后一年的24%降至2003年的5%。

势力犹在

“否决运动”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智利从此摆脱了皮诺切特和武装部队的控制。事实远非如此：在交出总统大权之前，皮诺切特通过立法手段成为智利的终身参议员，因此他可以任命数名最高法院的新法官，他还保留了自己作为陆军总司令的职位，直到他最终在1998年以83岁高龄退休。这意味着，智利民主党派领导者的心中时时对皮诺切特充满忌惮，害怕他随时会再组织一场军事政变。一位智利朋友曾这样向我解释：“这种情况就好比是在1945年5月9日纳粹德国投降后，希特勒不但没有自杀，还成为德国的终身参议员和陆军的最高首领！”为了进一步巩固智利军方的权力，皮诺切特在宪法中加入了一项条款（时至今日还具有效力），明确规定每年智利的国家铜矿销售额（没错，是销售额，不仅仅是利润！）中有10%必须被用于军费开支。该条款使智利军方获得的财政支持远远超出了该国抵御可信外部威胁所需的开支——特别是考虑到智利最近一次（也是第二次）对外战争发生在一个世纪之前的1883年，智利的边境有海洋、沙漠及高山作为保护屏障，加上智利的邻国（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并不危险。相反，唯一可能让智利武装部队出动的事情大概就是枪指自己的国民。

皮诺切特政府通过的宪法包含三项对右翼有利的条款。一项条款明确规定，参议院的35名议员中，有10个名额不由民选决定，而是由总统从一份几乎只包含右翼人士（例如前陆军司令和前海军司令）的名单中指定人选，前总统被任命为终身参议员。另一项条款（直到2015年才被废除）明确规定，每个选区需选出两名代表，其中一名代表仅需获得相对多数选票，另一名代表则需获得80%的绝对多数选票。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一个选区都很难同时选出两名左翼代表。最后一项条款规定，修订宪法要得到57的绝对多数支持票，可在民主国家要让57的选民同意任何事情都是非常不易的（尤其是智利这样的碎片化国家）。因此，尽管皮诺切特被迫离开总统之位已经过去了数十年，智利实施的宪法仍然是皮诺切特政府时期宪法的修订版，而多数智利国民认为这是一部不合理的宪法。

对任何国家来说，承认领导者对自己的国民或是其他国家的国民所犯下的罪行，并且为之赎罪，是一件痛苦万分的事情。痛苦是因为逝者已矣，而很多时候众多行凶者依然逍遥法外，不见一丝悔意，其中有些人还势力滔天，并且深得民心。认错和赎罪对智利这个国家来说异常艰辛，因为即便是在1988年的那场非胁迫性全民公投中，皮诺切特依然拥有庞大的支持者队伍，因为皮诺切特依然是陆军总司令，还因为民主政府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万一与军方矛头相对，智利便会出现另一场军事政变。有两次（一次是皮诺切特的儿子被调查，另一次是一个人权委员会开始对皮诺切特政府的暴行展开调查），士兵确实全副武装地出现在大街上。尽管他们宣称这只是“常规演习”，但这背后隐含的威胁意味再明显不过了。

皮诺切特下台后的第一任智利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表现得小心谨慎。当他承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确保公正时，希望进行公正审判的智利人感到了期望幻灭，他们担心艾尔文的这一说法只是对“没有公正”的委婉表达。不过，艾尔文确实设立了一个“国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91年公开了3200名被杀害或“被消失”的智利人的姓名。2003年，另一委员会针对当时军政府实施的酷刑做了报告。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时，艾尔文热泪盈眶，他代表智利政府恳求获得遇害者家属的原谅。当前政府领导者对昔日政府的暴行做出如此衷心的致歉，这在近代历史上实属罕见。与之最为相近的一次便是联邦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对遭受德国前纳粹政府迫害的人致以衷心的歉意（详情参见第六章）。

对皮诺切特的惩罚降临于1998年，当时，他正在伦敦的一家诊所接受治疗，英国官方对其发布了逮捕令。这张逮捕令的发出源自一名西班牙法官的请求，他希望将皮诺切特引渡至西班牙，以反人类罪和杀害西班牙籍公民为由对其进行审讯。皮诺切特的律师团起初以实施酷刑及处决是政府的合法功能为由为他辩护，以使他免于被起诉。英国上议院最终驳回了这一理由，律师团接着宣称，由于皮诺切特年事已高且身体衰弱，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应当将其释放。律师团仅允许皮诺切特坐在轮椅上接受拍照。在皮诺切特被软禁503天后，英国内政大臣拒绝了西班牙的引渡请求，名义上是因为皮诺切特身体过于虚弱，因而无法在法庭上做证，但实际上可能是由于皮诺切特政府曾在1982年英国对阵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为英国提供了帮助。随后，皮诺切特马上乘坐飞机回到智利。飞机到达智利机场后，皮诺切特坐在轮椅上被送下了飞机，然后，他站了起来，沿着机场的柏油跑道缓行一路，和那些在此等候他并对他表示祝贺的智利军官逐个握手（见插图4.7）。

然而，令智利的右翼人士感到吃惊的是，美国参议院下属的一个委员会对外披露，皮诺切特在125个秘密的美国银行账户中藏匿了3000万美元。虽然右翼人士已经有所准备，可以承受那些关于酷刑和杀戮的真相，但当他们得知，一直以来自己眼中远好过其他不诚实的拉丁美洲国家独裁者的皮诺切特居然窃取并隐藏国家钱财时，他们彻底醒悟了。智利最高法院撤销了皮诺切特作为终身参议员所享有的检控豁免权。智利的最高税务机关（相当于美国的国税局）以皮诺切特涉嫌伪造纳税申报单为由呈交了一份诉状。（上述机构可能是从臭名昭著的美国黑帮大佬阿尔·卡彭那里获得了灵感，卡彭未能因谋杀、走私、聚赌及组织卖淫而获罪，最后却因偷漏联邦所得税而身陷囹圄。）皮诺切特接着被以其他经济犯罪及谋杀罪起诉，接受软禁，他的妻子和4个儿女也被逮捕。不过，2002年，他因患有痴呆症而被判定不适合出席庭审。2006年，91岁的皮诺切特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

最终，拨开云雾见青天，数以百计的凶手和施虐者被起诉，其中数十名被送进监狱，这里面包括曾任皮诺切特政府秘密情报局局长的马努埃尔·孔特雷拉斯将军，他被判处526年监禁，临死前仍毫无悔意。很多老一辈的智利人觉得这些刑罚过于严厉，他们还一直认为皮诺切特这么好的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判决。还有很多智利人则认为这些判决太轻、涉及的人员太少，而且来得太迟了，所针对的主要是一些层级较低的罪犯，而且那些罪犯最后被送进了特殊监狱，那里舒适得就像度假酒店。比如，直到2015年，智利法官才对在1973年杀害了著名歌手维克多·哈拉的10名军官，以及在1986年杀害了罗德里戈·罗哈斯的7名军官判刑：这一年距离两人惨遭杀害分别已经过去了42年和29年。2010年，在智利时任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的支持下，圣地亚哥市的格里马尔迪镇博物馆对外开放，这个地方详尽地记录了智利军政府实施酷刑和杀戮的可怕细节。如果皮诺切特还是陆军总司令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了解这一切。

智利人如今还身陷道德困境之中：应如何衡量自己国家的前任军政府的功与过，尤其是，如何衡量它为智利带来的经济利益以及它所犯下的罪行呢？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答案也许可以很简单：何必试图衡量它的功与过，为什么不干脆承认军政府既为智利做了好事，同时也做了坏事呢？可是，在某些时刻，智利人民不得不进行衡量。例如，在1988年的全民投票中，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让皮诺切特在总统的位子上再待8年，要么使其下台，没有其他的选择。面对二选一的局面，还是有42%的智利人选择支持皮诺切特，尽管军政府曾做出那些让人作呕的、后来在格里马尔迪镇博物馆被公之于世的坏事。虽然现在智利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对皮诺切特持否定态度，但那些依旧记得阿连德时代和皮诺切特时代的老一辈智利人对皮诺切特的态度是存在分歧的，我曾采访的两对智利夫妻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两对夫妻都让我分别进行采访，因为夫妻二人对这一沉重事件的观点并不一致。实际上，两对夫妇中的丈夫都告诉我：“皮诺切特的政策虽然造福了智利的经济，但他制造的酷刑和杀戮是不可宽恕的。”而两位妻子则对我说：“皮诺切特折磨那么多人并夺走他们的生命固然很邪恶，但你得明白，他的政策确确实实造福了智利的经济。”

危机框架

以本书的危机研究框架来看，智利的案例展现了我们讨论到的许多推动或阻碍危机解决的因素。

首先，智利的变革确实是选择性的，并且较为剧烈（见表1.2中的因素3）。一开始，智利打破了长期以来军事干预最小化的传统，急剧转向自由市场的道路，从而解除了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派和主张自由市场派之间的紧张态势。最终，智利军政府执政的局势得到扭转，但这种转变本身就具有选择性：没错，虽然军政府重新让位于民主政府，但曾由军政府实施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被保留下来。这成为智利实施的两大持续的选择性变革之一，并且同时展现了智利出色的灵活应变能力（因素10）：最终重新掌权的社会党人不但放弃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执着，而且保留了昔日敌对的军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智利的另一个持续的选择性变革是，结束了不愿做出政治妥协的时代，这种不妥协的状态曾占据智利近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

智利历经两轮的不确定性和失败才换来了这些选择性变革的成功（因素9）。第一轮是阿连德毫不妥协，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权，以解决智利的周期性经济和社会问题，但这一尝试失败了。第二轮便是皮诺切特的失败尝试，他同样拒绝妥协，建立了一个长期执政的军政府，延长了自己的总统任期，但因对投票结果的误判在1988年的公投中被推翻。

智利是怎么从近乎17年的军事压迫和前所未有的政府暴行中走出来，并且没有使自己所遭受的严重创伤进一步恶化呢？虽然今天的智利仍旧在和皮诺切特政府的余波抗争，但我很高兴地发现，智利人的创伤并没有加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智利人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因素6）。在智利人心中，正如1967年我的智利朋友所说的：“智利和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很不一样，我们智利人知而自治。”智利人花费了很大的努力去维持这种独特性，并且实行高效自治。他们愿意遵守建设一个“全民的智利”的诺言，尽管有很多智利人有充分的理由不接受另外一部分智利人。假使缺乏这样的国家认同，智利就不可能摆脱政治僵局，也不会重新成为拉丁美洲地区最民主和最富裕的国家。

智利在某一个阶段做出了诚实且实际的自我评估（因素7），在另外一个阶段则缺乏这样的现实主义作风。在1973年，皮诺切特和他的军官同僚认为自己在国内和国外都能战胜对手，事实证明，的确如此；阿连德相信自己能够以民主的方式在智利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权，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这种差别进一步展现了一个可悲的真相：心存善意的好人不一定能收获成功，而邪恶之人也不见得一定会失败。

智利展现了获得他国支援和缺乏他国支援（因素4）两种情况，以及借鉴他国经验的作用（因素5）。美国的反对在阿连德政府的垮台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在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发生后，美国及时对智利恢复经济援助则助力了军政府的长期执政。皮诺切特视美国经济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这种认知（虽不完全符合现实）影响了他对“芝加哥男孩”提出的经济政策的态度。

同样，智利还展现出能自由行事的优势和受到约束的劣势（因素12）。因为智利与毗邻的拉丁美洲国家之间有高山和沙漠为阻隔，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阿连德政府或皮诺切特政府的担忧，不用害怕自己的政策会遭到阿根廷、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干预。与智利相反，乌干达、卢旺达、孟加拉国、柬埔寨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独裁政府都受到邻国的干预。不过，阿连德政府的行事自由受到远方的美国制约，历届智利政府的行事自由还受到本国铜矿产业参与全球市场程度的约束，而全球市场状况则是智利无法控制的。

以上是从个人危机的角度对智利危机的特征所做的观察。接下来，我们来看仅限于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也就是个人危机中不包含的影响因素），然后对比智利和其他我们要讨论的国家案例。

首先，1973年的智利危机和我在下一章将会讨论到的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危机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内部危机，不像1853年的日本和1939年的芬兰那样，因受到外部的冲击而陷入危机。（这并非否认美国作为外部压力来源在智利危机中所起到的作用。）智利和印度尼西亚的内部危机都源于政治极化、深层核心价值观的分歧，还有宁愿杀戮或被杀也不愿做出妥协的决心。

其次，智利的历史体现了和平演变和暴力革命之间的对比。德国在1848年和1968年都发生过激烈的暴力革命，但这些暴力革命都失败了，而这些暴力革命的许多目标在随后的和平演变中得以实现。澳大利亚自1945年开始的变革完全是通过和平手段达到的，这当中没有任何暴力革命的尝试。相反，1973年的智利危机和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危机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到达高潮，并因此导致军政府的长期执政。但两国的军政府最终都在和平抗议中下台。虽然这些和平抗议在开始的时候并不能够确保成功，可是，倘若有人试图通过暴力方式夺取智利的皮诺切特或者印度尼西亚的苏哈多手中的政权，一定会遭到军队镇压。相比而言，民众的和平抗议并未招致智利或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的镇压。

再次，我们发现1973年的智利与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以及1933年的德国有相似之处，均出现一名不同寻常的领导者，对该国危机产生影响，这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二战后的澳大利亚所缺失的元素。在智利，这名领导者便是皮诺切特。（在我看来）皮诺切特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极为邪恶。智利的朋友告诉我，20世纪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智利的极端化现象不断加剧，使暴力成了极有可能的解决方式。在1973年9月11日的军事政变发生之前，智利的暴力活动在6年内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在1973年12月的那场晚宴上，我的智利朋友估计军政府最多只会执政2年，包括他在内的智利人民并未预料到暴力活动持续的时间会如此长。政变结束后的杀戮不是那种持续几天或者最多几周的阵痛，智利人民在接下来的数年当中持续受到折磨或被杀害，皮诺切特持续掌权近17年。不仅普通的智利民众未能预料到这个结果，甚至那些最有可能了解皮诺切特的两部分人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他们分别是皮诺切特在智利军政府中的同僚，这些人曾与皮诺切特共事几十年，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其职责之一就是搞清楚美国以外的国家将会发生什么。皮诺切特的同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他的冷酷无情以及紧握大权不放的决心同样吃惊，皮诺切特的表现与智利历史上的传统政变领导者很是不同。他独特的个人心理难倒了一众历史学家。

智利的近代历史还体现了一个主题，即过去的罪行对现在的制约和阻碍。1945年5月，纳粹德军全盘战败，许多纳粹领导者自杀了，德国被敌军全面占领。二战结束以后，德国政府中仍有前纳粹分子存在，但他们不能公开地为纳粹的罪行辩护。德国最终开诚布公地处理了纳粹的罪行。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在1965年，印度尼西亚军方亲自动手或安排人屠杀了超过50万印度尼西亚民众，指使此次行动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仍然掌握大权，甚至今时今日仍是如此。这也就可以解释尽管那场大屠杀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为何印度尼西亚人仍然避免谈论这个话题。

智利处于两种极端情况之间。曾下令杀人的智利军政府后来和平地向民主政府过渡。不少军方领导者还活着，并且保留着他们的权力。智利的新民主政府起初不敢去处置那些军事罪犯，时至今日，对他们的处置行动仍可以称得上小心翼翼。为什么要这么谨慎呢？因为军方势力有可能卷土重来，因为还有很多智利人支持皮诺切特，因为很不幸的是，“全民的智利”意味着一个包括昔日军事罪犯的智利。

最后，我的许多美国读者对今日美国日渐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表示担忧，他们会发现对智利近代历史的这段梳理让人害怕。尽管智利拥有强大的民主政治传统，但政治极化和政治妥协的崩溃积土成山，最终导致智利暴力横行，独裁政府掌权，没有几个智利人能预见到这样的结果。这样的情景会发生在美国吗？

有的人可能马上会表示反对：“不，当然不会了！美国和智利可是不同的。美国军队永远不会反动，美国永远不会变成独裁专政的国家。”

没错，美国的确和智利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有的能降低美国民主走向终结的风险，有的却会加剧这种风险。如果美国的民主走向终结，不会是以军队高层暴力起义的方式，终结民主还有其他的方式。我将在第九章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重返智利

2003年，我再次前往智利，这是我自1976年离开后的首次重访。我参观了阿连德的总统府遗址，现在它成了一个观光景点。我被告知，这里免费对公众开放。在总统府遗址的前门有一名手持来复枪的冷面警官，他站在一个1.5英尺高的平台上，这么一来他就高出我许多。他俯视着我，脸上毫无笑容，并询问我想要做什么。我回答我是一名游客，他便放行了。可是，我发现自己不禁会去想他会做什么，我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违反了哪些规定。我默默回想：“当年往罗德里戈·罗哈斯身上浇汽油，把他给活活烧死的警察或者士兵也是长这样的吧！”我顿时感到毛骨悚然，在一分钟后便离开了，此时的我更加理解为何智利现在的民主政府在处理皮诺切特政府时期的施虐者和凶手时会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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