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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建通信材料厂（第1页）

“刘寅传（..）”！

复建通信材料厂

1938年11月25日，武汉沦陷以后，日本侵略军对蒋介石政府实施了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英国张伯伦政府也表示要参加“远东建设”，英国大使卡尔曾往返于蒋日之间，进行议和活动。一时间，国际上出现了“东方慕尼黑”的乌云。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制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出台，以限制和监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活动，破坏抗日组织。他们封锁陕甘宁边区，阻拦青年学生奔赴延安，禁止商人运送粮食、布匹、棉花，甚至连1.5伏的小电池也不准运进边区。

作为对付蒋介石封锁边区的重要措施之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38年5月即责成军委三局筹备复建通信材料厂，争取自制通信器材，适应抗战的需要。接受任务后，王诤、刘寅立即投入筹备工作。

6月，通信材料厂正式恢复，取名延安通信材料厂，厂长是段子俊（后为孙俊人等），罗沛霖任工程师，基本骨干成员有王曙、钱文极、申仲义、边拱、林中、丁古、王天民、杜智远、高兆庆、申光、周建南、孙友余、郭季田、金鑫等20余人。这些人员的征集、遴选和任命，都是由负责干部工作的刘寅亲自办理的。厂部下设车工股、钳工股、装配股、动力股、后勤股。工厂的主要设备仅有1936年参加革命的工程师徐诚志个人捐赠的小型车床、小牛头刨床、小钻床、火石架各一台。该厂主要制造无线电元件和装配小型电台。生产缺少技术资料，大家就从各种渠道搜集；缺少原材料，就千方百计寻找代用品。经过因陋就简、艰苦勤奋的探索和试验，相继制成可变电容器、可变电阻器、波段开关、电键等多种无线电元件。工人们用陕北的杜梨木做刻度盘，用牛角做旋钮，手工绕制高频阻流圈，用飞机残骸铝皮做机器面板、底板。尽管条件简陋，却部分满足了敌后游击战争的需要，先后装配数百部由电池和手摇发电机供电的小型电台、电话单机和总机。到1938年底，元器件自给率达到40%，两年后达到70%。

1940年7月，为了检阅建厂2周年的成绩，总结经验，军委三局举办了一次通信器材展览会，展出自制的电台和各种通信设备产品、元器件，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的赞扬。美军观察组在参观后对能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生产出通讯设备感到不可思议，批评国民党政府无能。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曾到会参观。7月7日，三局的同志还曾带着自制的收发报机向毛泽东、朱德汇报并演示。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朱德挥笔为延安通信材料厂题词，使广大通信战士受到极大鼓舞。毛泽东的题词是：“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信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朱德的题词是：“努力进行交通战，建设自己的交通，破坏敌人的交通。”两位领导人的题词使通信材料厂的官兵和工人备受鼓舞，进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通信兵、技侦兵指战员。

延安通信材料厂不但培养了一批设计、制造的专门人才、能工巧匠，自制了一大批无线电零配件，部分缓解了一些奇缺器材，同时也为新中国准备了一批电子工业的领导骨干和骨干企业的领军人物。

在这些骨干中，有位电台机修高手郭季田，人称怀揣两件法宝的“机修神手”，一件是他的高超手艺，他对电台各个单元的功能了如指掌，待修电台到了他的手里，可说是手到病除，完好如初；第二件是他的“百宝箱”，从井冈山背到湘江两岸，从雪山草地背到革命圣地延安，在多次生死关头，啥都可以减负割爱，唯独这件宝物始终不舍得丢弃。在他看来，他的宝物远远赛过杜十娘的百宝箱。杜十娘的百宝箱，里面装的是首饰珠宝；而他的“百宝箱”，里面装的是锡焊烙铁、手摇钻头、虎钳改锥、电阻电容、垫圈螺母、松香线头等。这个“百宝箱”一直牢牢地横挎在他的肩头，走进了千年古城北京，走进了十里洋场大上海，走进了九省通衢水旱码头武汉，直到他就任710厂（原在上海，迁至武汉后称汉口无线电厂）厂长。

1941年春，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试验室，调来两位无线电专家孙俊人、钱文极任正、副主任，专门从事通信装备的研制和开发。主要技术骨干有陆亘一、申仲义、孙友余、周建南、丁古、傅英豪、唐旦、李岩、李庄、晋川等。经过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先后研制成功多级发射机和超外差式收音机，改装了广播发射机，试制了小型报话机，仿制了日式小型手摇发电机，使军委总部和西北地区的通信装备逐步得到改善。这些通信装备的研制和改制，虽然简陋、粗糙，但却改善了人民军队当时的通信保障能力，也开创了日后自力更生实现通信装备现代化科研与生产的良好先例。由于申仲义在试制小型报话机、晋川在仿制日式小型手摇发电机工作中的突出贡献，二人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出席边区劳模大会，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

材料厂试验室团结、锻炼了一批无线电专家，为新中国准备了一批电子工业、邮电事业、航天事业、解放军技术军兵种等的领军人物、科技骨干和学科带头人，有的成长为王诤、刘寅的左膀右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