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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运动后患多（第1页）

“刘寅传（..）”！

“抢救运动”后患多

在整风后期的审干运动中，1942年11月，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康生提出在共产党内有国民党特务活动。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对敌情作了夸大的估计。7月15日，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深入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此后，混淆敌我界限，严重逼、供、信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使不少同志无端地受到怀疑、伤害或关押审讯。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康生的这一做法受到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的抵制和反对。时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斥责由康生主持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荒唐可笑。

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10月9日，毛泽东又指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

在这次运动中，上级派人到三局“抓抢救”。三局成了重灾户，同样也有一批干部挨整，其中包括投奔延安的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即将毕业的高才生、“四大才子”孙俊人、孙友余、周建南、罗沛霖等。

就在此时，中央军委任命刘寅为军委三局秘书长，参加“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接着任中共军委三局总支部副书记并兼职负责整风甄别办公室工作。按照中央新的精神，刘寅对被审查的干部逐一甄别，逐个谈话，推翻不实之词，恢复名誉。

有一对青年情侣，为了追求进步，投身革命，背叛自己封建地主家庭，私奔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三局系统工作。为了划清同地主阶级的界限，他们改名换姓，取“摇身一变”的谐音，男青年改名姚申，女青年改名易卞。在“抢救运动”中，上级派来“抓抢救”的人硬说他们是国民党特务，“摇身一变”成了革命者，使这对青年蒙受委屈，受到很大打击。经刘寅甄别平反，为他们恢复了名誉。这对青年后来一直表现很好。在天津解放后，积极参加工厂的接管工作，男的成了电气公司储运科长，女的成了人事科长。

此后，这对青年伴侣一直在天津电信系统工作，成绩不斐。1965年，四机部根据刘少奇关于试办“托拉斯”的指示，筹办无线电产品配套公司，任命吴新为该公司经理。吴新提议调已届中年又长期从事无线电产品营销工作的姚申、易卞夫妇到该公司任职，姚申拟任营销处长，易卞任人事处长。由于公司在筹建阶段人事方面的工作量大些，易卞先期来京报到上班。不久，“文革”暴发，造反派认为办“托拉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提出“砸烂”“托拉斯”配套公司。配套公司就此搁浅。更为奇特的是，四机部机关造反派到配套公司串联，授意配套公司“造反”组织要翻出姚申、易卞夫妇“特务”旧案，并作为揭批刘寅“包庇特务”的一条罪状。幸亏配套公司军管小组组长是通信兵的一位老同志，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就主动规劝“造反”组织说，这件事早在延安就弄清楚了，新中国建国后又经过审干运动，没有发现新问题，建议他们不用去翻这个老账。姚申、易卞因而免遭一劫，刘寅也躲过一场批斗。

尽管认真地进行了甄别和善后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有些人还是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就像初春的禾苗遭到冰雪的袭击，迫切需要春风的抚慰和阳光的照耀。

胡耀邦自中央苏区认识王诤、刘寅后，一直很赞赏他们的技术能力和工作精神。到延安后，常到三局串门。得知这一情况后，就给王、刘出了个主意，经王、刘商议后，就向叶剑英参谋长作了汇报，希望总部首长帮助做做工作。参谋长说：“好主意！趁春节拜年的机会，请毛泽东主席讲讲话，开导开导这些人的思想，那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944年年底的一天，王诤匆匆找到刘寅，说是中央办公厅来电话，安排军委三局汇报整风和甄别情况。刘寅带上有关材料，二人乘马赶到枣园。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即将他们二人直接带到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你们来，想听一听三局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甄别工作的具体做法。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刘寅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听后充分肯定了三局甄别工作的做法和成绩，要求进一步做好善后工作。二人回到三局后，王诤主持三局干部大会，由刘寅传达了毛泽东听他们汇报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指示。同志们切身地感受到中央和毛泽东对通信战士的关怀和爱护，受到极大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