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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固定资本形成 整体增速趋稳结构持续优化（第3页）

图7.14不同国家固定资本形成与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OECDData、各国统计局。

图7.15固定资本形成和居民消费不变价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腾景数研。20

固定资本形成内部结构的演变趋势

在本部分中，笔者首先从GFP，即终端需求结构演变的角度论述固定资本形成的长期趋势。之所以选择GFP结构进行国际对比，是由于各国产业结构不同，生产性投资差异较大，缺乏可比性，而人类对衣食住行等终端产品的需求存在共性，因此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终端需求的变化呈现一定规律，具备国际可比性。

图7.16展示了中国目前GFP结构与标准结构的对比，所谓标准结构，是将若干发达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的GFP结构平均而成，这种GFP结构可以被视为一种典型情况。图7.16中的每个项下最左边的柱子表示中国2019年GFP结构，对应的人均GDP为14600美元，其右侧柱子依次为人均GDP在15000美元、17000美元直至35000美元的GFP标准结构。从图中可以得到两方面信息，一是中国目前GFP结构与标准结构的差异，二是随着中国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未来GFP结构的演变方向。图7.16的GFP结构中包含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三方面信息，在这里我们仅讨论固定资本形成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对应终端需求的固定资本形成被划入GFP，生产性投资并不在其中。

观察图7.16，我们有如下发现：一是我国固定资本形成中基建和房地产的比例偏高，其中又以基建为甚；二是我国在个人服务业、教育以及卫生、健康和社会工作方面的投资比例略高于标准结构，但差距不大，显示我国在这些行业的投资强度与国际平均水平较为一致；三是我国在公共管理和国防方面的投资比例明显低于标准结构，这主要可能是因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中不包含军工、国防项目，导致这项比例偏低，缺乏可比性。

图7.16中国GFP结构与标准结构

资料来源：OECDData、各国统计局。

总的来说，我国GFP中固定资本形成结构的主要问题是基建和房地产占比过高。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如前所述，我国经济结构中投资占比历来很高，而基建和房地产投资作为投资的重点，长期以来承担了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虽然这造就了我国在基建、房地产方面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也带来很多低效投资。长期来看，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占GFP比重会逐步降低，这一方面是因为二者目前占比过高，且低效投资的问题已成为普遍共识，未来投资占比会降低至一个可持续的水平；另一方面则是根据国际经验，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占比会随人均GDP水平提高而下降，并逐渐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结合上一节的分析，未来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的下降，也将主要来自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占比的下降。

以上从GFP的角度探讨了固定资本形成的结构，接下来将从其构成性质的角度进行分析。

从构成性质上看，固定资本形成可分为建安工程、设备工器具和无形资本，我国2007年之后三者比例的变化如图7.17所示。

图7.17固定资本形成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腾景数研。

其中建安工程占比自2011年之后逐步走高，但增速逐渐放缓；设备工器具占比则从2011年之后一路下行，近两年趋稳；无形资本则一直呈缓慢上升态势。延续前面国际比较的思路，笔者整理了几个发达经济体固定资本形成结构的变化，如图7.18所示。

从图7.18可以发现几点规律：第一，固定资本形成中占比最高的通常是建安工程，即使经济发展程度很高时也不例外；第二，设备工器具投资和制造业发达程度有很大关系，图7.18中法国和英国的经济更多依赖服务业，因此其设备工器具投资占比显著低于其他几个制造业更发达的国家；第三，无形资本占比呈持续上升态势，目前图7.18中的六个发达经济体均达到20%左右，且除日本外，其他几个国家都保持着上升势头，未来其无形资本占比可能会继续提高。

图7.18若干发达国家固定资本形成结构演变规律

资料来源：OECDData、Wind。

值得探讨的是，图7.18仅显示了无形资本占比提升与人均GDP水平提高之间的相关性，但二者之间还可能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由于无形资本中主要是研发投入、软件开发等知识产权类产品，这方面的投资对一个经济体迈入发达行列无疑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一角度看，无形资本投资增加是人均GDP水平提高的原因之一；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人均GDP水平提高可以为无形资本投资创造更多的需求和供给（包括资金的供给和人力资本的供给），因此无形资本占比提高也是人均GDP提高带来的一个结果。综合来看，人均GDP提高和无形资本占比提高可能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形成一个良性的正循环。

对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我们可以有几个基本判断，一是人均GDP水平会继续上升，二是制造业将长期占据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三是根据前面的分析，基建、房地产等建筑类投资占比将逐渐下降。基于此，我们可以推测未来固定资本形成中建安工程占比会逐步回落，但仍占据绝对数量的优势；设备工器具占比会有所上升，并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无形资本占比则稳步提升，逐步接近20%的水平。图7.19形象地展示了三者的比例变化，但要注意预测结果仅用于显示趋势，其对应数值并非精确计算的结果。

图7.19固定资本形成结构比例预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对固定资本形成的分析，我们有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比重，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的供给侧改革，逐步纠正终端需求中的结构性扭曲。地方政府要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绩观、目标体系和预算约束机制，过高的基建投资比重应逐步降下来，与其他领域的发展相平衡，与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要求相适应。坚持“房住不炒”的正确导向，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形成房地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

改变以大干快上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简单观念，更多地从投资回报率角度评估投资决策。基建投资对经济发展必不可少，但当基础设施保有量达到一定程度后也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因此，基建投资不是越多越好，而应当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前些年部分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更高的GDP增长目标，大干快上基建投资，但建成后使用者寥寥，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我们并不否定基建投资，目前我国人均公路、铁路、管道里程等均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说明我国仍存在较大基建空间，但这些差距应当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逐渐填补，而不应寅吃卯粮。通常来说，除了公益类项目，能够产生更高投资回报率的项目也正是更为迫切需要和能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的项目。因此，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应当更多地以投资回报率作为评价标准，这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

评估投资决策。基建投资对经济发展必不可少，但当基础设施保有量达到一定程度后也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因此，基建投资不是越多越好，而应当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前些年部分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更高的GDP增长目标，大干快上基建投资，但建成后使用者寥寥，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我们并不否定基建投资，目前我国人均公路、铁路、管道里程等均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说明我国仍存在较大基建空间，但这些差距应当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逐渐填补，而不应寅吃卯粮。通常来说，除了公益类项目，能够产生更高投资回报率的项目也正是更为迫切需要和能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的项目。因此，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应当更多地以投资回报率作为评价标准，这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

在基建投资内部，加大“新基建”投入，降低“老基建”占比。所谓“新基建”，指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而“老基建”则主要以钢筋混凝土为架构。“新基建”相比“老基建”有几方面明显的优势：一是能够促进先进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抢占信息化科技的制高点；二是“老基建”相对过剩，投资回报率较低，而“新基建”方兴未艾，能够产生更为可观的投资回报率；三是“新基建”能够弥补短板、积蓄发展后劲，更好地兼顾短期刺激有效需求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对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有利于无形资本投资的环境。无形资本投资中主要是研发、软件购买等知识产权类产品，这部分投资的绝对比例虽不大，却与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提高无形资本投资的关键并不在于政府直接参与投资，也不在于以补贴、税收优惠等财政政策进行引导（当然这部分引导也很重要），而在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理顺市场激励机制，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

参考文献

刘世锦，《GFP及其驱动的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15，No.265（10），第9—14页。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博智宏观论坛”中长期发展课题组，《2035：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结构与路径》，《管理世界》，2018，34（07），第1—12页和第183页。

许宪春，《准确理解中国的收入、消费和投资》，《中国社会科学》，2013（02），第4—24页和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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