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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澳大利亚 我们是谁（第2页）

至此，我对澳大利亚殖民地历史的介绍似乎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它是顺风顺水地一路向前，变成了今天统一的澳大利亚。可事实上，澳大利亚的前身是6块不同的殖民地：新南威尔士、塔斯马尼亚、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和昆士兰。它们之间的联系比起英属北美各殖民地（随后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各州）之间要松散得多。这种松散的联系源于澳大利亚的地理条件，纵观整片大陆，肥沃多产的几片地域被广袤的沙漠和其他的不毛之地分隔开来。一直到1917年，其中5块殖民地的首府才经由铁路实现连接。（另一块殖民地塔斯马尼亚的首府霍巴特从未实现与其他首府之间的连接，这是因为塔斯马尼亚是距离澳大利亚大陆130英里开外的一座岛屿。）各殖民地采用的铁路轨距并不相同，从42英寸到63英寸不等，这导致火车无法从一块殖民地直接开往另一块殖民地。跟独立的国家一样，各殖民地之间设立了保护性的关税壁垒，在各自的边境设有海关，用于收取进口关税。1864年，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之间的边境差一点发生武装冲突。结果是，直到1901年，这6块殖民地才组成澳大利亚这个统一的国家整体，这时候距离第一舰队登陆已经过去113年。

一开始，各殖民地对统一没有展现出丝毫的兴趣。殖民者最初称自己是身居海外的英国人，后来他们自称维多利亚人或者昆士兰人，而不是澳大利亚人。直到19世纪后半叶，随着日本军事实力的增强，美国、法国和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不断扩张，接连吞并了太平洋诸岛，对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产生了潜在威胁，关于组建一个澳大利亚联邦的想法才逐渐萌生。然而，在最初阶段，各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对将要组成的联邦的地域范围并不明确。于1886年举行的首届“太平洋中南诸岛”联邦议会的参与者包括来自英属新西兰的代表和远道而来的斐济代表，而组成今日澳大利亚的6个前殖民地中只有4个派出代表参会。

虽然《澳大利亚联邦宪法》起草于1891年，可直到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统一的联邦才得以成立。这部宪法的序言部分指出，各前殖民地同意“在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的恩准下，联合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联邦国家”，由英国指派联邦总督；还有条款规定，由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做出的判决可向英国的枢密院（相当于英国的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试想美国宪法中倘若出现这样的条款会是怎样的场景！这部澳大利亚宪法呈现出当时澳大利亚人对英国王权的拥护。弗兰克·韦尔什在《澳大利亚史》中称，他们“接受共同的价值观——法治、出版和言论自由、对个人自由的保障，享受由当时的超级大国派出的英国皇家海军的保护，为成为日不落帝国的一部分而感到自豪，甚至还对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心怀仰慕”。从那时沿用至今的澳大利亚国旗以英国国旗为主要元素，嵌以南半球夜空最明亮的南十字星座（见插图7.4）。

拒之门外

参与制定联邦宪法相关讨论的澳大利亚人在许多议题上各执己见，却在将非白人排除在本国之外的决定上保持意见一致。下面的引述代表了当时澳大利亚人意欲守住“白澳”的愿望。1896年，《墨尔本时代报》（MelbourneAge）刊文如下：“我们渴望见证澳大利亚成为同根同源的伟大白人的家园，这样方能全然避免让美国陷入内战的那些种族问题……如若我们准许来自远东的贫困劳工进入我们的国家，本国的劳动力便得不到保护。”1901年，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首先着手制定的法令之一便是《移民控制法》，这部法令被所有政党一致通过，其目标是确保澳大利亚的白人属性。《移民控制法》禁止妓女、心智不足者、饱受恶疾困扰者和罪犯移民至澳大利亚（尽管澳大利亚的前身便是罪犯流放地）。该法令还规定，黑人与亚洲人不得移民至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应当是“团结一致的单一民族，并且要维护这种单一民族性，不混杂其他人种”。一名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曾为该法令辩护道：“外来人种的涌入将会大大降低社区群体的总体标准，在极短的时间内，社会立法将失去效力。相反，如果我们保持民族的纯粹性，并建立起自己的民族特质，我们将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民族，英国政府也将会为我们的长青长健而感到骄傲。”

在同一时期，澳大利亚联邦出现的其他观点还有：“外来有色人种与澳大利亚的荒野并不兼容”；中国人无法“达到澳大利亚几个世纪以来所传承的文明程度”；“要是那些到教堂去做礼拜的衣着华丽的女士想到她们端坐的位置可能不久前刚被一个又大又肥、浑身散发臭气、携带着来自横滨的各种病菌的（不宜刊印的词语）坐过，想必她们脸上的神色会很精彩”。甚至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首位总理埃德蒙·巴顿也曾写道：“种族平等是不存在的。那些（非白人）种族无法和白人种族相提并论，前者是更低等的。人人平等的说法从来都不适用于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我们没法通过教化、改良或任何其他手段来使某些种族获得与其他种族平等的地位。”澳大利亚的另一位总理阿尔弗雷德·迪肯曾宣称：“民族的统一是澳大利亚团结一致的绝对必要条件。”

英国的殖民部大臣反对澳大利亚联邦如此露骨地打出种族这张牌，部分原因是，当时英国正试图与日本达成军事同盟，澳大利亚的种族排外主张成为其谈判的阻力。因此，澳大利亚联邦避免直接谈论种族问题，而是试图通过其他方式达到相同的目的——控制其他种族的移民流入。它要求进入澳大利亚的移民必须通过一项语言听写测试——不一定是英语测试，至于要考哪种欧洲语言，全凭首席移民官来决定。当一整船劳工从位于地中海的各族混居的英属殖民地马耳他岛来到澳大利亚时，那些有可能通过英语测试的劳工会收到进行荷兰语（无论是马耳他人还是澳大利亚人都不会这种语言）测试的指令，因为这样就有了驱逐他们的正当理由。对于那些早前以劳工身份被准许进入澳大利亚的太平洋岛民、华人和印度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他们进行了遣返，唯独留下两种专业技能人群（来自阿富汗的赶驼人和来自日本的潜水采珠人）。

这些移民壁垒的设立一方面主要受到当时种族主义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澳大利亚工党想要通过禁止廉价劳动力流入的方式保护本国劳动力的高薪。但是，我无意将澳大利亚人描绘成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事实上，世界上与他们持有相同种族观的人广泛存在，唯一的区别是澳大利亚人将这种观点体现在移民政策中。而且，考虑到澳大利亚偏低的人口密度，其移民政策在排除外族的同时还鼓励英国人到此定居。同一时期，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对于移民是全盘排斥的。二战后，许多非裔从英属西印度殖民地到达英国，最终导致了1958年发生在英国诺丁汉郡和伦敦诺丁山区的种族暴动事件。日本至今仍不接受大规模移民。美国虽然摒弃了澳大利亚对英国身份的那种忠诚，最终从欧洲大陆、墨西哥和东亚接收了大量移民，但也曾遭遇强烈的抵制。

一战

在二战结束以前，澳大利亚人的身份认同紧紧围绕着“英国的子民”这一关键词进行建构。这种身份认同最明显的表现是，澳大利亚军队在那些和本国利益没有直接关联的英国战争中无比热情地与英军并肩作战。例如，1885年（早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以前），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派遣军队加入英军在苏丹镇压反叛分子的战争，苏丹和新南威尔士可以说是天各一方，彼此间毫无关系。更有甚者，在1899年的布尔战争中，澳大利亚再次加入英国的阵营，在南非共同对抗荷兰殖民者的后裔，这一次战争和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也毫无相关性。澳大利亚士兵在此次布尔战争中表现出色，获得了5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表彰战士英勇行为的最高荣誉奖章），从而获得了荣光和忠诚的英国子民的声誉，只不过代价是约300名澳大利亚士兵亡于战场。

1914年8月，一战的号角刚刚吹响，英国对德宣战，未征询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意见。英国任命的澳大利亚总督仅仅将开战的消息转达给澳大利亚的民选总理，澳大利亚人就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英国开战的决定，并且这一次澳大利亚提供支持的力度远远超过了布尔战争时或是英国与苏丹作战时。一名澳大利亚记者写道：“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维护神圣的遗产免遭（德国）暴力的毒手。”不过，这场战争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还是产生了一丝影响：参与一战给了澳大利亚军队一个借口，从而占领了位于新几内亚岛东北部的德国殖民地和俾斯麦群岛。但是，澳大利亚对一战的主要贡献是，这个国家派出了数量庞大的志愿兵——共40万人，占国内可服役男性的一半以上，当时澳大利亚的总人口不到500万。这些志愿兵跨越半个地球，到达法国和中东地区，为维护英国的利益而战。有超过30万澳大利亚士兵被派遣至海外，其中有23的人最终非死即伤。至今，几乎在每一个澳大利亚山区小镇的镇中心都还保留着阵亡将士的纪念碑，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牺牲于一战期间的士兵的姓名。

在一战中，澳大利亚军队参与的最广为流传的战斗便是澳新军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陆军军团的简称）登陆土耳其的加利波利半岛，对土耳其军队发动的战役（见插图7.5）。澳新军团于1915年4月25日登陆，但由于负责指挥行动的英方将军领导力不足，军团惨遭巨大伤亡，并在1916年撤出加利波利半岛，英国宣称此次行动失败。从此，为纪念加利波利登陆战，每年的4月25日被定为“澳新军团日”，这是澳大利亚最重要且最富有感情色彩的国家节日。

如果你不是澳大利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当地人对澳新军团日的重视程度。在历史上的这一天，澳大利亚的年轻男性被屠杀，被英军将领背弃，他们跨越大半个地球到一个半岛上，和土耳其人打了一场跟自己国家的利益毫无关系的仗，澳大利亚人为何还要庆祝这一天？然而，我已经学会了保持缄默，不去对这种理性的问题刨根问底。直到现在，每当谈论到一个世纪以前的加利波利登陆战时，我的澳大利亚朋友依然会热泪盈眶。我想，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比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牺牲的年轻的澳大利亚士兵更能说明澳大利亚人曾经甘愿为自己的母国英国赴汤蹈火的心情。加利波利登陆战后，澳大利亚开始被视作一个国家，这反映出一种普遍观点：任何国家的诞生都免不了有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加利波利一役中的巨大牺牲体现了澳大利亚人的国家自豪感，因为在那一刻，他们是为自己的母国英国而战的澳大利亚人，而不是维多利亚人、塔斯马尼亚人或者南澳大利亚人——这一战役还代表了澳大利亚人公开认同自己作为忠诚的英国子民的身份和对母国的深厚情感。

澳大利亚人的这种身份认同在1923年得到加强。在当时的一场大英帝国成员国会议上，各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自此之后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地可以自行任命其驻外大使或外交使臣，废除以往由英国大使作为代表的做法。加拿大、南非和爱尔兰都及时地任命了自己的外交使臣，澳大利亚却没有这么做，因为其国内公众对这一象征着澳大利亚脱离英国统治、获得民族独立的举动没有太大的热情。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不单单是顺从的孩子想要从受人尊敬的母亲那里获得认可那么简单，而是充满了爱恨交加的成分。举一个个人事例，我有一位朋友在澳大利亚的一家绵羊屠宰场工作，这家屠宰场的产品一部分留在国内销售，余下的都被冷藏并运往英国。羊胆汁的苦味让人终生难忘，而我的这位朋友和他的工友们时不时会将装满了苦汁的羊胆混进准备装箱运往英国的羊肝中。关于澳大利亚人对英国的怨恨，更明显的例子来自二战后澳大利亚总理的公开言论，我将在稍后提到。

二战

对澳大利亚而言，二战的意义和一战很是不同，因为在二战中澳大利亚是遭受袭击的一方，而且二战的熊熊战火已蔓延至澳大利亚附近的岛屿，澳大利亚人不再是隔着半个地球想象战争的场景了。英国在其位于新加坡的大型海军基地向日军投降的那一刻，通常被看作澳大利亚自我形象演化的转折点。

一战过后的20年间，日本逐渐加强陆军和海军建设，对中国不宣而战，并逐渐成为澳大利亚眼中的危险因素。以澳大利亚守护者自居的英国加强了其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的海军基地，尽管这个基地离澳大利亚足足有4000英里之遥。澳大利亚便是倚仗这个遥远的英国海军基地，还有更遥远的、集中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英国舰队为自己保驾护航。不过，我们不能把“新加坡战略”的最终失败完全归咎于英国，因为在同一时期，澳大利亚也疏于增强自身的防务能力。澳大利亚于1930年废除了征兵制，仅保留了规模十分有限的空军和海军部队。澳大利亚海军既没有配备航空母舰和普通战舰，也没有比轻型巡洋舰更大型的主力战舰，要想保护澳大利亚及其海域免受日军的袭击，可以说是绝对无法胜任的。与此同时，英国自身面临着来自德国的更为严峻和紧迫的威胁，在应对日军袭击方面的军事准备也是不够充分的。

就如同一战打响时的场景，英国在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再次宣战时，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甚至在没有和议会打招呼的情况下就迅速地公开宣告：“大不列颠已经宣战，因此，澳大利亚也准备（与德国）开战。”跟一战的情况相似，二战一开始，与澳大利亚相隔半个地球的欧洲战场与这个国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欧洲战场上仅仅是德国与波兰、英国、法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之间的对抗。然而，正如一战后续的发展，澳大利亚向欧洲战场派去了自己的军队，主要参加了位于北非和克里特岛的战斗。随着日军来袭的风险逐步加大，澳大利亚政府请求撤回在欧洲战场的军队，以作自我防卫之用。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澳大利亚人再三承诺，英国和英国舰队将会通过新加坡基地保护澳大利亚免受日军的入侵，保护澳大利亚的海域不受任何日本战舰的侵扰。而事实证明，这些承诺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从1941年12月7日起，日本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属东印度发起了进攻。同年12月10日，距离日本宣布开战不过三天，日军的炮火便击沉了英国留在远东、用于保卫澳大利亚的仅有的两艘主力舰，一艘是“威尔士亲王号”战舰（见插图7.6），另一艘是“反击号”战斗巡洋舰。1942年2月15日，驻新加坡基地的英军总指挥官向日军投降，导致英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的10万名士兵被送进了战俘营——这是英国有史以来遭遇的最惨重的一场军事失败（见插图7.7）。令人悲伤的是，这些投降的士兵中包括2000名澳大利亚士兵，他们在同年的1月24日，也就是仅仅三周前才到达新加坡，只为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保家卫国的使命。1942年2月19日，在没有英国舰队保护澳大利亚的情况下，曾经对美国在珍珠港的海军基地狂轰滥炸的日本航空母舰开始对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市开火（见插图7.8）。这是日军对澳大利亚发动的第一次空袭，随后日军又对澳大利亚发动了60多次空袭，此外，一艘日本潜艇还试图对悉尼港发动袭击。

在澳大利亚人的眼中，新加坡基地的陷落不仅是一个冲击或一场令人胆战的军事挫败，而且意味着母国英国对澳大利亚的背弃。日军在向新加坡挺进之时，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曾向丘吉尔发去电报，指出此前英国已再三保证新加坡基地坚不可摧，如果现在英军从新加坡撤离，那对澳大利亚来说将是一场“不可原谅的背叛”。不过，新加坡基地的陷落实际上是因为英军在欧洲战场和远东战场之间跨度过大、战线太长，导致实力被大大削弱，还因为前来进攻的日军以高明的战术胜过在数量上取胜的防守方——英联邦军队。

疏于自我防范的澳大利亚也难辞其咎。尽管如此，它对英国的怨怼情绪还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1992年，距离英军在新加坡投降已过去50年，在一场国会演讲中，时任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尖锐地指责了英国的行为，言语中透露出他的怨恨：“当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我便已意识到澳大利亚要自尊自爱——而不要再低三下四地讨好那个曾经决定不再保卫马来半岛，对新加坡基地弃之不理，并且不把我们的军队还回来，导致我们无力抵抗日军侵略的国家。这就是你们（来自两大保守党派的澳大利亚议会成员）选择紧密相依的国家……即使它抛弃了你们。”

二战给澳大利亚留下了两大教训。第一个教训是，英国并无保护澳大利亚的实力。相反，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美国在澳大利亚建立了指挥部，大量部署了军队、战舰和飞机，成为澳大利亚国防所倚仗的力量。麦克阿瑟亲自指挥了大部分的行动，对澳大利亚军队也做出了部署：没有人会觉得此时的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存在平等的伙伴关系。尽管人们有所担忧，但日军在澳大利亚登陆的可能性并未变成现实。不过，我们很清楚，如果日军真的登陆澳大利亚，出力抗御的将会是美国而不是英国。在将近4年间，随着对日战争的渐次展开，澳大利亚军队在新几内亚岛、新不列颠岛、所罗门群岛以及加里曼丹岛与日军展开对抗。1942年，日军曾试图穿越科科达小径，占领澳属新几内亚殖民地的首府莫尔兹比港。在粉碎这次的日军行动中，澳大利亚军队在前线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自此以后，麦克阿瑟越来越多地将澳军调配到远离前线的次级行动中去。这样一来，尽管澳大利亚在二战中遭受了直接攻击，但该国在二战中的伤亡人数还不到其一战伤亡人数的一半。

二战给澳大利亚留下的第二个教训是，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都往欧洲战场派去了自己的军队，但二战的不同之处是，它使澳大利亚意识到近在眼前的、来自亚洲地区的威胁。因此，现在澳大利亚将日本看作敌手是合情合理的。二战期间，被日军俘虏的22000多名澳大利亚士兵在战俘营中遭受了极其残忍的对待，有36%的澳大利亚被俘士兵因此身亡：比起德军战俘营中美国士兵和英国士兵1%的死亡率，还有英军和美军战俘营中德国士兵1%的死亡率，澳大利亚士兵的死亡率极高。对澳大利亚人来说，尤为令人震惊的是“山打根死亡行军”事件。2700名澳大利亚士兵和英国士兵被日军俘虏并囚禁在加里曼丹岛的山打根，他们被迫行军跨越整个加里曼丹岛，在此过程中，他们忍饥挨饿，还不断遭到日军毒打，直到最后，几乎全部被虐待致死。

渐行渐远

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的关系日渐淡化，同时淡化的还有澳大利亚人作为“身居澳大利亚的忠诚的英国子民”这一自我身份认同，从而导致了“白澳政策”的瓦解。即使是那些并未对澳大利亚产生特别兴趣的历史学家也认为，这些变化为国家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变提供了一个研究模型。对于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合而成的国家来说，这种转变肯定不如个人来得那么快。在澳大利亚的例子中，这种转变持续了好几十年的光景，而且如今还在继续。

二战给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带来了直接影响。早在1943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便总结道：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1945年的总人口不到800万）根本无法与日本（人口超过1亿）、仅仅200英里之外的印度尼西亚（人口多达2亿）或者是中国（人口超过10亿）抗衡。和人口密度较大的日本、印度尼西亚或者中国相比，澳大利亚显得人烟稀少，很容易成为亚洲国家入侵的目标——当然这只是澳大利亚总理的想法，亚洲人自己并不这么想。另外一种鼓励移民流入的解释源自一种错误的观念——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强劲的第一世界经济体，庞大的人口规模是必不可少的。

上面这些观点根本说不通。一直以来，澳大利亚的人口密度远小于日本或者印度尼西亚，其背后是有合理原因的。日本和印度尼西亚整体气候湿润、土地肥沃，岛上大部分地方均适合发展高产出型农业。然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区域都是贫瘠的沙漠，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丰饶的农田。至于大量的人口基数对建设强有力的第一世界经济体的必要性，看看丹麦、芬兰、以色列和新加坡，这些国家的人口仅为澳大利亚的14，却都取得了不俗的经济成就，这说明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实是质重于量的。事实上，如果澳大利亚的实际人口比目前少一些，它会发展得更好，因为人口的减少能够降低澳大利亚脆弱的地形所遭受的人为影响，并且还会提高自然资源与人口之间的比率。

可是，20世纪40年代的澳大利亚总理既非生态学家，也非经济学家。因此，二战后的澳大利亚开启了一个鼓励移民流入的应急计划。不幸的是，来自英国和爱尔兰这两个最受欢迎的移民来源地的申请者数量远远不足以完成澳大利亚政府当时设定的移民接收目标，而且，“白澳政策”限制了澳大利亚在接收移民来源上的选择。鼓励驻扎在澳大利亚的美国军人留下永居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这个群体当中有太多的非裔美国人。因此，在澳大利亚，北欧成为继英国和爱尔兰之后排在第二位的最受欢迎移民来源地。排在第三位的是南欧，来自这一地区的移民带来了我在1964年时常光顾的那些意大利餐厅和希腊餐厅。澳大利亚的移民支持者“惊奇地发现”：“若是经过精挑细选，意大利人也能成为绝佳的公民！！”澳大利亚还有一项重要举措，那就是允许那些被带回澳大利亚的意大利战俘和德国战俘留在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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