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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澳大利亚 我们是谁（第3页）

亚瑟·卡尔韦尔于1945—1949年担任澳大利亚的移民部部长，他是一名公开的种族主义者。在他看来，那些在战时娶了日本、中国或印度尼西亚妻子的澳大利亚男性毫无爱国之心，因此他不允许那些男性将他们的妻子和子女带回国内。卡尔韦尔写道：“任何日本女性或者欧亚混血人种都不会被准许进入澳大利亚，他们不被需要，并且永远不受欢迎……澳大利亚是绝不可以出现杂种的。”除了来自英国的移民，卡尔韦尔还比较赞同接收来自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移民，由于被苏联吞并，三国中有成千上万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试图移民，他们的眸色和发色跟英国人接近。1947年，卡尔韦尔参观了战后欧洲的难民营后，发现这些难民是“绝佳的人力资源”，而且尤其满意来自波罗的海三国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有着红头发和蓝眼睛。还有一部分男女拥有天然的金色头发。”这种选择性的鼓励移民方案带来的结果是，1945—1950年，在澳大利亚接收的将近70万移民（这个数量相当于该国1945年人口总数的约10%）中，有半数是英国人，其余的都来自欧洲其他国家。1949年，澳大利亚甚至大发慈悲，允许来自日本的战时新娘留下来。

随着“白澳政策”被削弱，亚洲移民逐渐进入澳大利亚，随之而来的还有我在2008年的布里斯班看到的那些亚洲餐厅。澳大利亚接纳亚洲移民是出于5个方面的考虑：军事保障的需要、亚洲的政治发展进程、澳大利亚贸易模式的转变、移民自身的原因，以及英国的政策。关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二战的经历使澳大利亚明确地意识到，英国不再是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大国。换言之，澳大利亚已经与美国建立了军事联系。这明确表现为，1951年，在英国缺席的情况下，美国和澳大利亚及新西兰联合签署了《澳新美安全条约》（又称《太平洋安全条约》）。朝鲜战争、马来西亚和越南国内的动荡，还有印度尼西亚对荷属新几内亚、马来西亚治下的加里曼丹岛和葡属帝汶发动的军事干预等，这一系列不断恶化的周边安全问题给澳大利亚发出了警示。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国试图推翻埃及总统纳赛尔的统治，但未能成功，最终屈服于美国施加的经济压力，这暴露出英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弱势。令澳大利亚人震惊不已的是，英国在1967年宣布准备撤回其在苏伊士运河以东部署的全部军事力量。这一事件标志着英国长久以来作为澳大利亚保护者的角色正式终结。

在亚洲的政治发展进程方面，该地区昔日的殖民地、受保护国和委托统治地纷纷获得独立，包括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群岛、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和泰国。这些国家都在澳大利亚附近：巴布亚新几内亚距澳大利亚仅几英里，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距澳大利亚也不到200英里。这些新成立的亚洲国家开始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不再附庸于从前宗主国的外交政策。它们的经济也在日渐腾飞。

在贸易层面，英国曾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伙伴，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英国之间的贸易仍占澳大利亚出口量的45%和进口量的30%。随着澳大利亚逐渐克服种族主义偏见，其因二战对日本产生的敌意有所缓解，两国在1957年签署了贸易协定，1960年，澳大利亚解除了对日本出口铁矿石的禁令，澳日之间的贸易量显著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竟一跃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紧随其后的是美国，而英国作为澳大利亚的贸易伙伴，地位已经远远落后。1982年，澳大利亚对日出口量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量的28%，对美出口量占11%，而对英出口量仅占4%。不过，这时的澳大利亚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在向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释放渴望贸易的信号的同时，澳大利亚还传达出另外一种信息——我们觉得日本人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不适合来我们的国家定居。

英国人优先的“白澳政策”被削弱的另一个因素，是澳大利亚接收的移民自身出现的变化。二战之后移民到澳大利亚的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还有立陶宛人，毫无疑问都是白人，但都不是英国人。这些移民跟传统上把自己看作忠诚的大英帝国子民的澳大利亚人之间无法产生身份认同上的共鸣，他们也不像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那样，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依然对亚洲人抱有强烈的种族偏见。

最后一点，不仅仅是澳大利亚在主动疏远英国，英国也在渐渐疏远澳大利亚。跟澳大利亚一样，英国的国家利益也发生了改变，往昔的自我认知也越来越过时。英国政府比澳大利亚政府更早意识到这些残酷的现实，然而双方都经历了漫长且痛苦的阶段才接受这一现实。1958—1962年我住在英国时，恰好见证了英国经历变革的高峰时期。澳大利亚人将自己视为大英帝国子民的传统观念有两个现实基础：一是其人口的血统来源，二是英国带来的贸易和提供的军事保障。然而，这二者都在发生改变。与此同时，英国传统的自我认知形成的基础是，曾经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日不落帝国”），后来的英国是英联邦的领导者。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和后来的英联邦成员国都曾是英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并为英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资源：想想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与英国士兵一同牺牲的澳大利亚士兵、新西兰士兵、印度士兵和加拿大士兵。然而，英国和英联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日益缩减，英国的贸易重心逐渐转向欧洲，正如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的贸易量随着该国与亚洲及美国贸易量的增加而出现了减少的趋势。英国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逐渐获得独立，它们建立起自己独有的国家身份，制定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并且成功地（在英国的反对下）将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从英联邦中除名。当澳大利亚因要在英国和“亚洲与美国”之间做出选择而备感压力时，英国也因要在英联邦和欧洲之间做出选择而犯难。

1955年，英国决定退出与六大西欧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就创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即共同市场）而展开的谈判。出乎英国当时的意料，在英国缺席的情况下，西欧六国成功地创建了这一组织。到1961年，时任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意识到，英国的国家利益已经走到了一个拐点，欧洲其他国家对英国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甚至已经超过了其他英联邦国家，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是如此。因此，英国提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比起新加坡军事基地的陷落，英国的这一举措及其后续进展对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关系构成了更为根本的冲击，虽然前者更为戏剧性，也更具标志性，对澳大利亚人造成的心里创伤至今尚未愈合。

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英澳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西欧六国共同建立起一道关税壁垒，将非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阻挡在外，英国如果想加入这个组织，就要接受这样的壁垒。这些关税壁垒将直接影响澳大利亚的食品和精炼金属的出口，因为当时英国仍然是澳大利亚这两种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来自法国、荷兰、意大利和丹麦的食品将取代澳大利亚的食品在英国市场上的份额。无论是时任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还是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都认识到这个残酷的现实。麦克米伦对澳大利亚和其他的英联邦成员国许下承诺，称英国将会在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谈判当中坚决维护英联邦的利益。然而，在当时看来，麦克米伦能否在谈判中占上风还很让人存疑，事实是，西欧六国拒绝就澳大利亚的利益做出明显让步。

对于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事，澳大利亚人的反应让人回想起他们在得知新加坡基地沦陷时的反应。英国的这一决定被澳大利亚人谴责为不道德、不诚信，是造成怨恨的根源——它是对加利波利之战的背叛，是对一个世纪以来澳大利亚人为英国这个母国做出的其他牺牲的背叛，也是对澳大利亚人传统身份认同中强调的英国属性的背叛。无论从象征意义还是从具体意义来看，此次冲击均十分强烈。然而，更强烈的标志性冲击即将到来。英国为阻止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巴基斯坦的英联邦成员国移民而颁布了《1962年英联邦移民法案》，但为了掩饰该法案的种族主义色彩，英国一视同仁地取缔了其他所有英联邦国家公民（包括澳大利亚公民）原本享有的进入和居住在英国的权利。随后，英国又颁布了《1968年移民法案》，宣布除非祖父母中至少有一人出生于英国，否则所有的外国人（澳大利亚人现在被归为外国人了！）都不能自动享有进入英国境内的权利，这个条件将当时很大一部分澳大利亚人都排除在外。到1972年，英国甚至宣布澳大利亚人“非我族类”，这对澳大利亚人来说简直就是侮辱！

简单来说，不是作为孩子的澳大利亚要离开母亲英国去寻求独立。相反，英国才是主动离开的一方，它主动松开了自己和英联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纽带，抛下了自己的孩子。

英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谈判进展断断续续，缓慢得令人痛苦。1963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行使了一票否决权。1967年，他再次行使了这一权力。在戴高乐辞去法国总统一职并逝世后，英国于1971年提出第三次申请，这一次，西欧六国和英国国内的公投结果都表示同意。此时，与英国的贸易只占据澳大利亚出口份额的8%。澳大利亚当局终于意识到，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是英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澳大利亚不应该也不能够阻拦英国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且澳大利亚先前和英国之间的种种联系已经成为过眼云烟。

“白澳政策”的终结

从澳大利亚人的视角来看，当本国总理魏德伦于1972年带领着澳大利亚工党在23年来首次登上执政舞台时，澳大利亚人的身份认同似乎发生了急剧而全面的转变。在魏德伦上任的最初19天内，甚至尚未来得及任命新内阁成员，他和副手便已着手制订了一个在澳大利亚内部实施选择性变革的紧急计划，现代世界中很少有哪次变革在速度和广度上能与之相提并论。在这短短的19天内，魏德伦引入的变革有：废除征兵制度；从越南撤走所有的澳大利亚士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澳大利亚曾先后在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授权下对其进行长达大半个世纪的管理；禁止以种族特征挑选队员的运动员队伍来访（这条规定专门针对全由白人组成的南非运动队伍）；废除以英式荣誉体系（爵士勋章、官佐勋章、爵级司令勋章等）嘉奖澳大利亚人的方式，并制定了一套全新的澳大利亚荣誉体系；还有就是，正式废除“白澳政策”。魏德伦的内阁成员提名得到一致通过后，他们马上为这个紧急计划添砖加瓦：将公民投票年龄最低要求降至18岁；提高最低时薪；分别赋予北方领土地区和首都地区在联邦参议院的代表权；准许上述地区参与立法委员会；要求工业发展提供关于环境影响的声明书；增加对原住民的支出；赋予女性同工同酬权利；允许无过失离婚；推行全面医疗保险制度；在教育方面推行重大变革，例如取消大学学费，增加对学校的财政援助，将资助高等教育的责任从各州转移至澳大利亚联邦。

魏德伦总理把他发起的这场改革准确地形容为“对（澳大利亚）已然存在的问题的承认”，而不是一场无中生有的革命。事实上，澳大利亚的英国属性正在日渐消失。1942年新加坡基地的沦陷是对澳大利亚这一属性的第一次巨大冲击，1951年《澳新美安全条约》的签署是澳大利亚的英国属性开始消失的早期标志，东欧和越南共产主义的发展则对澳大利亚提出了警示。然而，在新加坡基地陷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澳大利亚还是指望着英国，支持着英国。20世纪40年代末，澳大利亚士兵在马来西亚与英军共同对抗共产主义浪潮；20世纪60年代初，澳大利亚士兵又在马来西亚治下的加里曼丹岛与英军一起打击印度尼西亚在当地的渗透势力。20世纪50年代末，澳大利亚允许英国在自己国家的荒漠地区进行原子弹试验，试图维护英国不受美国支配的全球军事地位。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国对埃及发动攻击的行为被大加谴责，澳大利亚却是少有的几个支持英国的国家之一。1954年，在位的英国君主伊丽莎白女王首次访问澳大利亚，感受到了澳大利亚人对英国难以抑制的情感：有超过75%的市民走到大街上欢迎她的到来（见插图7.9）。不过，到1963年，也就是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两年后，伊丽莎白女王再次到访澳大利亚，这时候，澳大利亚人对伊丽莎白女王和英国的热情已然骤减。

在魏德伦正式宣布废除“白澳政策”之前，这项政策便已呈现阶段式的瓦解之势。其中，澳大利亚政府在1949年开始允许来自日本的战时新娘进入澳大利亚便是第一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在为促进亚洲发展而设计的“科伦坡计划”下，澳大利亚接收了来自亚洲的一万名访问学生。令人唾弃的移民听写测试于1958年被废除，同年出台的《1958年移民法案》规定，允许“杰出和高素质的亚洲人才”移民至澳大利亚。在此背景下，当魏德伦在1972年正式宣布“白澳政策”落下帷幕，并且废除任何官方形式的种族歧视行为时，他的行为并未引起太激烈的抗议，鉴于这一政策深受拥护并延续了一个世纪以上，这种情况并不常见。1978—1982年，澳大利亚迎来了更多来自中南半岛的难民，这一群体占澳大利亚国民总人口的比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有接近半数的澳大利亚公民是在海外出生，或者双亲中至少有一人是在海外出生。到1991年，亚洲移民在澳大利亚的移民群体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50%。到2010年，在海外出生的澳大利亚公民占该国总人口的比重（25%）排在全球第二位，紧随以色列之后。亚洲移民带来的影响和他们的数量其实是不成比例的：在悉尼各大名校中，亚洲学生所占比重超过70%；根据我在2008年对昆士兰大学的观察，拥有亚洲面孔的学生在这所大学中所占比重也相当可观；如今，澳大利亚有超过半数的医学生是亚洲人和其他非欧洲人。

澳大利亚的变化还体现在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1986年，英国枢密院对澳大利亚司法的终审权被取消，从而使英国主权在这片土地上的最后一丝痕迹被清除，澳大利亚终于实现了完完全全的独立。1999年，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宣布，英国从此属于“外国”之列。文化方面，曾在20世纪60年代风靡澳大利亚、以牛肉馅饼和啤酒为标志的英式食物被各式各样的国际化美食取代——20世纪60年代那种只有意大利餐厅、希腊餐厅和少数中餐馆的局面被彻底改变。澳大利亚现在还出产一些世界上最好的红酒。（说到美味而实惠的餐后甜酒，我特别推荐德保利酒庄的“贵族一号”，奔富酒庄的“葛兰许”红酒同样很棒，但是稍贵一些，而路斯格兰产区的莫利斯酒庄生产的麝香葡萄酒则是一款既好喝又实惠的加烈葡萄酒。）于1973年开始对外开放的悉尼歌剧院（见插图7.10）如今已成为澳大利亚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同时也是世上首屈一指的现代建筑成就，由丹麦建筑师约恩·乌松设计而成。

关于“我们是谁”的辩论，人们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澳大利亚人的现实身份，还包括每一处潜在的身份象征。澳大利亚人使用的货币是否应该继续沿用承袭自英国的非十进制英镑，还是应该重新采用一个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名字，比如“袋鼠币”？（最终，澳大利亚的决定是，不再使用英镑，转而采用一种美式或者说国际化的十进制货币名称，即澳大利亚元。）澳大利亚还要用《天佑女王》作为国歌吗？（在1984年，澳大利亚国歌换成了《前进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国旗还是以英国国旗为蓝本吗？（依然是的。）澳大利亚每年最盛大的国家节日依然是缅怀1915年加利波利登陆战中澳大利亚士兵为保卫英国利益而做出的悲壮牺牲吗，还是应该变成纪念1942年澳大利亚军队为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在新几内亚的科科达小径英勇对抗日军时所取得的胜利？（澳大利亚最隆重的国家节日依然是纪念加利波利登陆战的澳新军团日。）还有，澳大利亚是继续承认英国女王为澳大利亚的名义君主，还是改为采用共和政体？（澳大利亚至今依然承认英国女王的地位。）

危机框架

澳大利亚的案例是否适用于本书介绍的危机与变革框架？

和我们讨论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同的是，澳大利亚所面对的中心问题始终关乎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观（表1.2中的因素6和因素11）：我们是谁？澳大利亚难道是英国白人恰好设立在亚洲附近（但对自己的亚洲近邻毫不关注）的一个岗哨？澳大利亚人还是那个以获得英国的认可为自信源泉，倚仗英国的保护，感觉无须自行任命驻外大使，为展示自己的忠诚而自告奋勇地在对英国具有战略意义（却对自己毫无用处）的远方战役中从容赴死的英国子民吗？还是说与之相反，澳大利亚是一个紧临亚洲地区的独立国家，拥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外交政策和驻外大使，与亚洲的交往日益密切，甚至已超过同欧洲之间的接触，且其英国文化属性正日渐减弱？直到二战结束，这场辩论才真正开始变得严肃起来，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正当澳大利亚针对自己的身份是否仅为大英帝国的岗哨而展开辩论时，英国也在讨论自己的身份问题，它曾作为（衰退中的）大英帝国引以为豪的中心，现已成为一个与欧洲大陆密切相连的非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正在努力适应自己的全新身份。

诚实的自我评估（因素7）在二战后的澳大利亚起到越发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人逐渐意识到，在现代世界，本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虽然不情不愿，但澳大利亚人确实得承认：英国作为自己昔日最亲密的贸易伙伴，如今只是一个次要的贸易伙伴了；曾经最可恶的敌人日本现已成为自己在贸易上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而且，澳大利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担任英国在亚洲外围设置的一个岗哨了。

澳大利亚变革的动力部分来自外部因素，部分来自其国家内部因素。其中主要的外部因素是：英国实力减退、英国海外帝国宏图的终结，还有日本、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实力的提升。与此同时，主要的内部因素是：移民的流入使澳大利亚人口中英国人所占比重逐渐下降，而亚洲人和非英裔欧洲人所占比重上升，人口结构的变迁推动着政府选择有别于以往的政策。

澳大利亚突出展示了选择性变革和划清界限（因素3）的作用。澳大利亚经历的主要变革体现为：澳大利亚人改变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制定独立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将决定权交给英国；人口结构和文化结构日益呈现多元化（城镇地区比乡村地区更为明显）；在政治和经济上转向亚洲和美国。同时，在其他一些重要的方面，澳大利亚保持了传统特征：澳大利亚仍然是议会制民主政体；英澳两国之间仍然保持着重要的象征性关系，比如英国女王仍然是澳大利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英国女王的肖像依旧出现在澳大利亚的五元纸币和硬币上，从澳大利亚国旗中仍旧能看到英国国旗的影子；澳大利亚始终保持着高度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和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澳大利亚社会依旧秉持着原汁原味的澳式品味，例如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尤其受欢迎的是由澳大利亚人自己设定规则的澳式足球（他们自己发明的球类运动，其他地方的人都不玩），还有游泳、曲棍球和英式橄榄球等从英国传入的运动项目。尽管这些国民消遣方式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澳大利亚的领导者还是很乐于参与其中：1967年，由于在海里游泳时遭遇强劲的洋流，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溺水身亡。

在大多数经历了显著的选择性变革的国家中，不同的变革通常是在不同年间独立进行的。而在澳大利亚总理魏德伦的带领下，在1972年12月1日至19日的19天内，澳大利亚经历了旋风式的综合改革，在这项统一的改革方案中包含多项变革，这是极为少见的。

不受地缘政治约束（因素12）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并且这一优势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二战前，海洋作为天然屏障保护着澳大利亚不受外界攻击，正如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同样的自然条件也保障了独立之后的美国大陆的安全。直到1942年2月19日，日军对达尔文港发动空袭，澳大利亚人才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从此再也不是免受外部攻击的乐土了。

在1942年以前，以欧洲人为主导的澳大利亚社会实际上一直非常依赖来自友国的帮助（因素4）：起初是英国，自第一舰队登陆澳大利亚之后，英国就开始为其提供食物，到后来为其提供防务；自二战以后，美国开始对其伸出援手。虽然在达尔文港遭遇空袭之前，澳大利亚从未面临被外界直接攻击的风险，但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群岛上的军事和殖民扩张还是使澳大利亚人感到担忧。为解决这些担忧，澳大利亚全身心地倚仗英国的舰队为自己保驾护航，以致没有在20世纪30年代自觉承担起本国的防务责任（因素2），反而缩减自己的军队规模。

在过去的70年间，澳大利亚的转变并非是因为一场突发式危机，而是因为一场长期的渐进式危机，二战后，随着其身份认同中的英国属性逐步化为云烟，这种危机开始加剧。虽然澳大利亚人不会使用“危机”一词来描述自己国家的这段经历，但我认为，将澳大利亚的这段经历看作一场渐进式危机是有好处的，因为澳大利亚做出的选择性变革恰好与许多面对突发式危机的国家做出的选择性改变是相似的。就这一方面来说，澳大利亚在近几十年发生的改变和同时期德国所经历的改变（见第六章）是类似的，都是慢慢地展开。当然了，澳大利亚的危机在缓慢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表现较为剧烈的时刻，尤其是“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战舰被击沉，英军在新加坡基地投降，达尔文港遭遇空袭，这几件事都发生在71天之内。但是，在澳大利亚的危机和变革中，我们并未看到一些突发性冲击，而在1853年7月8日佩里叩关，1939年11月30日苏联入侵芬兰，1973年9月11日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变和阿连德的死亡，还有1965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失败的政变及随之而来的大屠杀等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冲击。

澳大利亚人对自己核心价值观的重新评估，还有缓慢进行的选择性变革，至今都还在持续。1999年，澳大利亚就是否用共和体制代替以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的君主立宪制进行了全民公投。这场公投的结果是55%的反对票对45%的赞成票，因而未能通过。但在几十年前，哪怕是举行这样一场公投都无异于痴人说梦，更不用说赞成的声音占45%了。出生在英国的澳大利亚公民所占比重正迅速下降。看起来，澳大利亚再次举行这种公投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且人们投赞成票的概率将会更高。在10~20年之内，亚裔在澳大利亚总人口和议会中的占比很可能将超过15%，而在澳大利亚最好的学校中，亚裔学生所占比重将超过50%。迟早有一天，澳大利亚将会迎来一位亚裔总理。（在我写下这一句话的时候，南澳大利亚州的总督已经是一名越南裔移民了。）随着这些变化的出现，澳大利亚还依然视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在货币中保留其肖像，并且在国旗中保留英国国旗的元素，难道不是一件很不和谐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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